金庸本人的情路实在不算太平顺，但他在写爱情上却是第一流。有人说他写女人比男人好、写爱情比友情好，前一句我觉得还可以商榷，后一句我举双手赞同。
看看《倚天屠龙记》就知道，金庸自己说：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爱情，而是男人间的亲情和友情。然而他实在太会写爱情了，想不喧宾夺主都难。和“亲情”“友情”相比，书中的爱情明显深刻得多，也抢眼得多。
在赵敏、纪晓芙、殷素素、黛绮丝等精彩纷呈的爱情表演面前，“亲情”和“友情”显得单薄寡淡。你看书上写谢逊的所谓丧子之痛，我少有地感到金庸居然词拙技穷了，只用一句“谢逊仰天大啸，两颊旁泪珠滚滚而下”含混应付过去，完全是现在多数流行小说的水平。
当然，大师毕竟是大师，金庸在“谢逊丧子”的环节上马失前蹄，但很快在同一本书的另一个悲剧——“杜百当丧子”上找补了回来。这个小故事只有对原著相当熟悉的读者才会知道，淡淡几笔勾勒，却写得让人痛彻心扉，感兴趣的可以找书来读，那才是真的丧子之痛。
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爱情——这项金庸本来特别拿手、特别出彩的绝技，最后渐渐被他放弃了，就好像令狐冲放弃了剑，胡一刀放弃了刀。到了最后一部书《鹿鼎记》，他已完全不再表现爱情、歌颂爱情了，甚至转而嘲弄爱情、解构爱情。
一个作家，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母题，这是怎么回事？
起初，金庸也许并不打算当一个写情的圣手。刚写武侠小说时，他的爱情观还逃不出上一个时代侠义小说的藩篱，无非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八个字。
在这个套路里，英雄人物是必须要胸怀家国天下的，是要书剑江山志在四方的。平日搞一点卿卿我我的事情，是点缀、是增色，但绝不可以把爱情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来经营。
他起手的两部书《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里面的爱情也算热热闹闹、五光十色，但和小说的主线没什么关系，就像是菜肴里的鸡精，多一撮也是吃，少一撮也是吃。
这些小说里的英雄主人公不管多么儿女情长，一旦遇到大事，爱情统统让路。陈家洛甚至连女朋友也可以送人——他一心想说服乾隆皇帝废满兴汉，乾隆提出条件：我喜欢你女朋友。陈家洛一咬牙一跺脚就答应了。
金庸赞成陈家洛这种搞法吗？大概也不赞成。但金庸看不到出路，除了让陈家洛把女朋友交出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写，那时候的他在“江山美人”的老套子里还转不出来。
这就是金庸第一阶段对爱情的认识：英雄身负伟大光荣的使命而来，一路上谈谈情、说说爱，但都不过是人生点缀，就像窗台上的盆景。他们固然可以“盈盈红烛三生约”，但转头马上要“霍霍青霜万里行”，唯恐让爱情影响了政治正确。
到了第三部书《射雕英雄传》，金庸变了。虽然“铁血丹心”的路子依旧，但不同的是，金庸决定腾出一只手，深入发掘爱情这个伟大的文学母题。
《射雕英雄传》是一部真正的爱情传奇。郭靖和黄蓉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主线，也是整部书最精彩、最闪光的东西。为什么这部书如此深入人心？不光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宏大江湖设定，尽管那确实让男孩们兴奋，也不光是大漠草原、北国风光的壮阔背景，最能打动我们的东西之一恰恰是郭靖和黄蓉的爱情。对比金庸之前的小说，你拿掉袁承志和温青青、袁承志和九难的爱情故事，《碧血剑》还是《碧血剑》。但你拿掉郭靖和黄蓉的爱情故事试试？《射雕英雄传》会完全被抽掉筋骨，根本不成其为一本书。
自此以后，金庸开始脱胎换骨，进行着更大胆狂放的尝试：我能不能写一种英雄，把爱情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
我能不能抛开过去的政治正确，让侠义小说围绕爱情展开，把之前的书剑江山、民族大义、家国恩仇都降格成为点缀？
你看《神雕侠侣》，爱情在这本书里就不只是点缀，也不只是主线，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宗教，是人生的终极追求。标志性的宣言就是那一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神雕侠侣》有很多毛病和缺陷，但这个尝试是了不起的，爱情在金庸小说里的浓度和高度都由此达到了峰值。
接下来，金庸尝试写了各种各样的情痴主人公。在爱情这门宗教里，他笔下的信徒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等到段誉同学出现，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出现了在爱情面前姿态最低的主人公。别人在爱情的圣殿下最多是拜倒，段誉则是干脆仆倒。人家让他“磕首千遍，供我驱策”，他也甘之如饴，咚咚磕头。
在心仪的女神面前，他可以不要尊严、不要面子，别人打了他爹，姑娘拍手叫好“好一招夜叉探海”，换了郭靖是不能忍的，段誉却可以不大有所谓。
从《射雕英雄传》到《天龙八部》，在这一阶段的金庸小说里，爱情是极度美好的，是不能亵渎和嘲笑的，是可以当成人生目标的。爱情的成功往往就是人生的成功，英雄美女们可以放弃一切去追求爱情，我们觉得顺理成章，金庸也写得顺理成章。
金庸还逐渐完成了自己的爱情百科全书。单恋、虐恋、畸恋、忠贞、背叛、不伦……人间爱情的各种范式、各种滋味，他几乎都写了一个遍。
而当我们还沉浸在他的情爱王国中，沉湎于“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世界不能自拔的时候，金庸却玩了一出“曲终人不见”，退出了爱情的阵地。他悄然开始了另一次转变。
或许是他觉得，爱情这东西在自己的小说里横冲直闯得太久了，他决定管束一下它，不让它横行无忌，好腾出空间来给一些别的东西，为小说赋予一些新的意义。
在倒数第二部书《笑傲江湖》里，爱情遇到了一个难以战胜的敌人——自由。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有一首小诗，在国内影响深远，那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而这恰恰就是《笑傲江湖》的主题之一。要爱情，就必须加入魔教；要自由，就必须牺牲爱情。面对这道选择题，令狐冲选择了后者。
她（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奴颜谄媚，丧失自由），岂不是枉自为人？
爱情在金庸小说里的浓度降低，不仅仅体现在侠客的人生选择上，也体现在小说的主题和主线上。《笑傲江湖》里的爱情故事，诚然很重要、很精彩，但小说的主题却不是爱情，而是自由；小说的主线不是令狐冲争爱情，而是争自由。
这样的转变金庸还嫌不过瘾，到了最后一部书《鹿鼎记》，他干脆来了一个大反转：爱情被请出了局。
在《鹿鼎记》里，爱情变得可有可无，稀薄得很，非要抠出来上秤，占比可能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五。韦小宝有七个老婆，谁对韦小宝算是爱情？似乎一个都不靠谱。双儿貌似像一点，但她对韦小宝更多是忠诚，还谈不上爱情；小郡主和曾柔大概像一点，可也很难说。韦小宝在乎姑娘爱他吗？也不在乎。他从不重视心灵上的占有，只要把人家娶到了就开心满足了。他的心上人翻脸要谋害他，他似乎也不悲恸，也不难过，只是怒骂几句：“辣块妈妈，小娘皮要谋杀亲夫。”
甚至于在这本书里，爱情还变成了被解构、被嘲笑的东西。在《鹿鼎记》的江湖上，不信爱情的人是轻盈的、如鱼得水的，追求爱情的人是沉重的、步履维艰的。谁要是一门心思追求爱情，谁就铁定吃瘪。
全书中爱得最痴的一个人，叫作“美刀王”胡逸之，因为爱上了陈圆圆，甘愿跑到人家里去做低等下人，一做就是多年。读者觉得他很痴情，可金庸却把他解构了，安排一帮英雄好汉来笑话他。没有了痴，只剩下痴汉；没有了情，只剩下癔症。这是“情圣”金庸最后留给我们的世界。
对于很多憧憬完美爱情的人来说，《鹿鼎记》会让他们失望，但也许它更像我们的真实世界。比如阿珂一开始喜欢郑克塽，后来无奈跟了韦小宝，最后她也觉得自己的选择挺不错，并且暗自庆幸。这也不叫什么势利，它就是生活。
金庸最后所写的，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就是爱情往往不是孤立、抽象存在的，它经常伴随着许多比较、权衡、来回的拉锯、琐碎的细节。爱情在生活中的占比也不可能太高，不会像《神雕侠侣》那样超过百分之八十，没那么多你跳我也跳的生死绝恋，每天更多发生的都是韦小宝和阿珂的故事。
总之，金庸创造了一个爱情的宗教，又亲手破灭了它。他的十五部作品连在一起，画出了一个圆拱形的“爱情浓度抛物线”，中间极盛，两头很低，始于点缀，终于虚无。
一个作家，树立丰碑不易，亲手推倒自己树的丰碑更难。从杨过的“情为何物，生死相许”，到韦小宝的“辣块妈妈，谋杀亲夫”，金庸放下了爱情，也等于放下了自己最擅长的重剑，而以草木竹石为剑，去追寻至境。爱情变得平淡了，作家更加伟大了。平淡难写，所以我们更敬佩金庸。真爱难寻，所以我们也更向往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