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爱情

金庸本人的情路实在不算太平顺,但他在写爱情上却是第一流。有人说他写女人比男人好、写爱情比友情好,前一句我觉得还可以商榷,后一句我举双手赞同。

看看《倚天屠龙记》就知道,金庸自己说: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爱情,而是男人间的亲情和友情。然而他实在太会写爱情了,想不喧宾夺主都难。和“亲情”“友情”相比,书中的爱情明显深刻得多,也抢眼得多。

在赵敏、纪晓芙、殷素素、黛绮丝等精彩纷呈的爱情表演面前,“亲情”和“友情”显得单薄寡淡。你看书上写谢逊的所谓丧子之痛,我少有地感到金庸居然词拙技穷了,只用一句“谢逊仰天大啸,两颊旁泪珠滚滚而下”含混应付过去,完全是现在多数流行小说的水平。

当然,大师毕竟是大师,金庸在“谢逊丧子”的环节上马失前蹄,但很快在同一本书的另一个悲剧——“杜百当丧子”上找补了回来。这个小故事只有对原著相当熟悉的读者才会知道,淡淡几笔勾勒,却写得让人痛彻心扉,感兴趣的可以找书来读,那才是真的丧子之痛。

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爱情——这项金庸本来特别拿手、特别出彩的绝技,最后渐渐被他放弃了,就好像令狐冲放弃了剑,胡一刀放弃了刀。到了最后一部书《鹿鼎记》,他已完全不再表现爱情、歌颂爱情了,甚至转而嘲弄爱情、解构爱情。

一个作家,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母题,这是怎么回事?

起初,金庸也许并不打算当一个写情的圣手。刚写武侠小说时,他的爱情观还逃不出上一个时代侠义小说的藩篱,无非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八个字。

在这个套路里,英雄人物是必须要胸怀家国天下的,是要书剑江山志在四方的。平日搞一点卿卿我我的事情,是点缀、是增色,但绝不可以把爱情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来经营。

他起手的两部书《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里面的爱情也算热热闹闹、五光十色,但和小说的主线没什么关系,就像是菜肴里的鸡精,多一撮也是吃,少一撮也是吃。

这些小说里的英雄主人公不管多么儿女情长,一旦遇到大事,爱情统统让路。陈家洛甚至连女朋友也可以送人——他一心想说服乾隆皇帝废满兴汉,乾隆提出条件:我喜欢你女朋友。陈家洛一咬牙一跺脚就答应了。

金庸赞成陈家洛这种搞法吗?大概也不赞成。但金庸看不到出路,除了让陈家洛把女朋友交出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写,那时候的他在“江山美人”的老套子里还转不出来。

这就是金庸第一阶段对爱情的认识:英雄身负伟大光荣的使命而来,一路上谈谈情、说说爱,但都不过是人生点缀,就像窗台上的盆景。他们固然可以“盈盈红烛三生约”,但转头马上要“霍霍青霜万里行”,唯恐让爱情影响了政治正确。

到了第三部书《射雕英雄传》,金庸变了。虽然“铁血丹心”的路子依旧,但不同的是,金庸决定腾出一只手,深入发掘爱情这个伟大的文学母题。

《射雕英雄传》是一部真正的爱情传奇。郭靖和黄蓉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主线,也是整部书最精彩、最闪光的东西。为什么这部书如此深入人心?不光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宏大江湖设定,尽管那确实让男孩们兴奋,也不光是大漠草原、北国风光的壮阔背景,最能打动我们的东西之一恰恰是郭靖和黄蓉的爱情。对比金庸之前的小说,你拿掉袁承志和温青青、袁承志和九难的爱情故事,《碧血剑》还是《碧血剑》。但你拿掉郭靖和黄蓉的爱情故事试试?《射雕英雄传》会完全被抽掉筋骨,根本不成其为一本书。

自此以后,金庸开始脱胎换骨,进行着更大胆狂放的尝试:我能不能写一种英雄,把爱情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

我能不能抛开过去的政治正确,让侠义小说围绕爱情展开,把之前的书剑江山、民族大义、家国恩仇都降格成为点缀?

你看《神雕侠侣》,爱情在这本书里就不只是点缀,也不只是主线,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宗教,是人生的终极追求。标志性的宣言就是那一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神雕侠侣》有很多毛病和缺陷,但这个尝试是了不起的,爱情在金庸小说里的浓度和高度都由此达到了峰值。

接下来,金庸尝试写了各种各样的情痴主人公。在爱情这门宗教里,他笔下的信徒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等到段誉同学出现,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出现了在爱情面前姿态最低的主人公。别人在爱情的圣殿下最多是拜倒,段誉则是干脆仆倒。人家让他“磕首千遍,供我驱策”,他也甘之如饴,咚咚磕头。

在心仪的女神面前,他可以不要尊严、不要面子,别人打了他爹,姑娘拍手叫好“好一招夜叉探海”,换了郭靖是不能忍的,段誉却可以不大有所谓。

从《射雕英雄传》到《天龙八部》,在这一阶段的金庸小说里,爱情是极度美好的,是不能亵渎和嘲笑的,是可以当成人生目标的。爱情的成功往往就是人生的成功,英雄美女们可以放弃一切去追求爱情,我们觉得顺理成章,金庸也写得顺理成章。

金庸还逐渐完成了自己的爱情百科全书。单恋、虐恋、畸恋、忠贞、背叛、不伦……人间爱情的各种范式、各种滋味,他几乎都写了一个遍。

而当我们还沉浸在他的情爱王国中,沉湎于“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世界不能自拔的时候,金庸却玩了一出“曲终人不见”,退出了爱情的阵地。他悄然开始了另一次转变。

或许是他觉得,爱情这东西在自己的小说里横冲直闯得太久了,他决定管束一下它,不让它横行无忌,好腾出空间来给一些别的东西,为小说赋予一些新的意义。

在倒数第二部书《笑傲江湖》里,爱情遇到了一个难以战胜的敌人——自由。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有一首小诗,在国内影响深远,那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而这恰恰就是《笑傲江湖》的主题之一。要爱情,就必须加入魔教;要自由,就必须牺牲爱情。面对这道选择题,令狐冲选择了后者。

她(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奴颜谄媚,丧失自由),岂不是枉自为人?

爱情在金庸小说里的浓度降低,不仅仅体现在侠客的人生选择上,也体现在小说的主题和主线上。《笑傲江湖》里的爱情故事,诚然很重要、很精彩,但小说的主题却不是爱情,而是自由;小说的主线不是令狐冲争爱情,而是争自由。

这样的转变金庸还嫌不过瘾,到了最后一部书《鹿鼎记》,他干脆来了一个大反转:爱情被请出了局。

在《鹿鼎记》里,爱情变得可有可无,稀薄得很,非要抠出来上秤,占比可能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五。韦小宝有七个老婆,谁对韦小宝算是爱情?似乎一个都不靠谱。双儿貌似像一点,但她对韦小宝更多是忠诚,还谈不上爱情;小郡主和曾柔大概像一点,可也很难说。韦小宝在乎姑娘爱他吗?也不在乎。他从不重视心灵上的占有,只要把人家娶到了就开心满足了。他的心上人翻脸要谋害他,他似乎也不悲恸,也不难过,只是怒骂几句:“辣块妈妈,小娘皮要谋杀亲夫。”

甚至于在这本书里,爱情还变成了被解构、被嘲笑的东西。在《鹿鼎记》的江湖上,不信爱情的人是轻盈的、如鱼得水的,追求爱情的人是沉重的、步履维艰的。谁要是一门心思追求爱情,谁就铁定吃瘪。

全书中爱得最痴的一个人,叫作“美刀王”胡逸之,因为爱上了陈圆圆,甘愿跑到人家里去做低等下人,一做就是多年。读者觉得他很痴情,可金庸却把他解构了,安排一帮英雄好汉来笑话他。没有了痴,只剩下痴汉;没有了情,只剩下癔症。这是“情圣”金庸最后留给我们的世界。

对于很多憧憬完美爱情的人来说,《鹿鼎记》会让他们失望,但也许它更像我们的真实世界。比如阿珂一开始喜欢郑克塽,后来无奈跟了韦小宝,最后她也觉得自己的选择挺不错,并且暗自庆幸。这也不叫什么势利,它就是生活。

金庸最后所写的,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就是爱情往往不是孤立、抽象存在的,它经常伴随着许多比较、权衡、来回的拉锯、琐碎的细节。爱情在生活中的占比也不可能太高,不会像《神雕侠侣》那样超过百分之八十,没那么多你跳我也跳的生死绝恋,每天更多发生的都是韦小宝和阿珂的故事。

总之,金庸创造了一个爱情的宗教,又亲手破灭了它。他的十五部作品连在一起,画出了一个圆拱形的“爱情浓度抛物线”,中间极盛,两头很低,始于点缀,终于虚无。

一个作家,树立丰碑不易,亲手推倒自己树的丰碑更难。从杨过的“情为何物,生死相许”,到韦小宝的“辣块妈妈,谋杀亲夫”,金庸放下了爱情,也等于放下了自己最擅长的重剑,而以草木竹石为剑,去追寻至境。爱情变得平淡了,作家更加伟大了。平淡难写,所以我们更敬佩金庸。真爱难寻,所以我们也更向往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