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个呼吁保障性工作者权利的NGO发布过一份关于北京女性性工作者的报告，其中指出，2008年性工作者经历的暴力以及种类都比过去有所提高，但遇暴时，性工作者一般都自己处理，有些会找妈咪帮忙，却不可能寻求法律或行政上的保护。
一种业内公认的观点认为，越是严厉扫黄，性工作者们面临的环境就越险恶。因此很多人呼吁对性工作本身开展除罪化的社会法律倡导。当然，这绝不等同于鼓励买春。
被爆出的和颐只是个片段。在东莞，这个圈子更职业化，产品化，“扫黄”给流水线带来的变化也更震颤。
这是小编的好朋友在东莞扫黄时候做的调查。这些人的处境如出一辙。
为了向刘老板讨薪，这些东莞女孩正在东莞市常平镇的五星级酒店汇美天伦层层叠叠的台阶和欧式廊柱那里与保安、协警对峙。记者在这里与媚儿接上了头，慌里慌张地聊了几句，她突然一把抓住记者的袖子，“得跑了”。我们就这么跑起来。往后一瞥，追赶我们的有3个奔跑的协警和一辆警车。其他女孩见状也要跟着我们跑，媚儿朝她们喊：“别跟着记者，不能让警察把记者抓了。”
酒店斜后方是一片生鲜农贸市场。10分钟后我们已经穿过市场，串了两条巷子，拐进一个破烂的居民楼道，上四楼，进房间，锁门。记者被她稀里糊涂地拽着，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个钟点房，它很破，除了大半面墙贴着一张金发碧眼的裸女海报，就只有一张床。两人都喘得很厉害。
“老板欠你们什么钱？”
“怕我们过完年不回来，扣了一笔钱。结果他跑了。”
讨薪队伍瞬间瓦解
一周前，她们失业了。失业那天，另一个女孩楚楚正在上钟，傍晚5点，她从五楼带着客人下来，酒店已经空了。只剩一个监钟员等在门口。
监钟员负责统筹、调配全楼的肉体交易流程，女孩上钟时叫牌、报房号，下钟时掐表、登记在本子上。他着急忙慌地催楚楚，“放假了，赶紧换衣服走人。”楚楚回技师房换好衣服，把工装叠起来放进柜子。柜子写着她的编号，里头有化妆包，培训时记动作用的笔记本和一点零钱。
随后楚楚从技师专用通道离开，并没有意识到她的下班标志着这家声名在外的五星级酒店桑拿部正式倒闭。她不是头一回经历“扫黄假”，不无淡定，还暗暗有些高兴，同事阿简头一天交了500块钱请假费才能停一天工，她却得到了免费的休息日。
这时冬冬还坐在老家徐州回东莞的T162次火车上，对丢了工作一无所知，知道了也满不在乎。冬冬是那种典型的新人，17岁，青春得叫人过目不忘，头发又黑又粗，眼睛黑得像棋子，她正热烈地爱着大她5岁、干KTV服务员的高鼻梁男朋友，为了和他攒结婚钱，她成了一个桑拿女孩。失业推迟了她的婚事。
阿简对损失的500元请假费懊悔不已。失业之后她一直在改微信名字，头几天叫“汇美天伦太黑”，现在改成了“现实告诉我，每个人都不简单”。
临时成立的微信群名为“下午2点汇美天伦讨薪”，汇集了33个桑拿女孩。记者加入当晚，长长短短的语音条跳了出来，湖南话、闽南话、四川话，女孩们从称呼对方的微信名开始，小心翼翼，互相靠近。事实上，这些一起工作的女孩都不知道其他人的真名。她们警觉、冷淡、彼此猜忌，上班时互相称呼编号——912号，827号，或者车18号，下班后隐藏在各自的私生活中，像一座座孤岛。“名字不能告诉你。其他，随便问。”被追捕的那个下午，媚儿告诉我，然后，她又补了一句，“在东莞就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失业使她们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楚楚的名字来自她的座右铭“女人无须楚楚可怜”，她一直在后悔失业那天下钟没带走化妆品和零钱。静坐讨薪前一天，酒店保安开着两辆货车，运走并烧掉了她们留在酒店的所有物品。“就因为我们是技师，他们敢光天化日地欺负，赶尽杀绝，赶走了，欠我们的钱就不用发了。”楚楚在群里说。
钟点房里的桑拿女孩楚楚，她的名字来自座右铭“女人无需楚楚可怜”
一个女孩接话，“我去过警局，姐妹们，别怕。我们是理疗师。”
“我们又没犯法，”媚儿参与进来，隔了几秒钟她说，“就算犯法，他们也犯更大的法。”
阿简附和，“站在道德的观念上，谁是天使，谁是魔鬼？我们又没杀人，又没放火。”
媚儿来了精神，“对，我们要勇敢面对记者，凭什么我们这么活？凭什么我们活成这个样子还不能让社会各界知道？”
讨薪接连进行了3天，100多个女孩陆陆续续来到酒店静坐，少的时候二三十个，多的时候七八十个。有人被保安打，有人被警察带走，而她们要找的刘老板始终没有出现。终于，刘老板的二儿子被女孩们连人带车堵在酒店后门，她们想尽量表现得凶一点，因为叫习惯了临时不知怎么改，她们仍称呼他“二少爷”。问题是，二少爷到底算不算老板呢，争执几番，女孩们决定不砸他的车，放他走。
“万一二少爷不是老板，不能滥杀无辜。”阿简说。
第三天晚上，由于老板给部分女孩发了一笔钱——尽管与她们应得到的欠款相比，那是很小的一笔——就像东莞的色情流水线一样，讨薪队伍戏剧性地瞬间瓦解了。
有人领到500，有人领到3000，最多的一个领到6000，另外一半的女孩没领到钱。没有理由。靠着分配不均，老板成功地把矛盾转移到了女孩内部。怀疑的目光落在每个人身上，讨薪时和经理打麻将的3个女孩率先中枪。然后是媚儿、阿简，她们认识记者，所以也可能是内鬼。微信群里的亲密一去不返，女孩们纷纷退群。
莞式桑拿流水线
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缺乏谋生技能的女孩来说，桑拿业实现了某种平等。学历和出身的意义为零，用桑拿部培训师告诉她们的话说，这里只看外在和内在——外在是身高和脸蛋，内在是胸、腰、屁股。
来东莞第一天，媚儿被接待她的培训师要求当着其他技师和部长面脱光，转圈看，测量三围，还要试手感，数据记在一个长长的表格上，培训师问她，你觉得你值多少钱？
“最贵的多少钱？”
“1500。”
“我值最贵的。”
最终双方各让一步，她被挂上“超模牌”，一个钟1300元。
这是东莞流行的地位区分法。比她低一档的女孩挂“车模”牌，1000－1200元，再往下只能挂数字牌。首位数字说明价格，后两位像买手机号一样，带8带6的号得女孩花钱买，其他数字免费。
汇美天伦酒店有着无穷无尽的规矩，桑拿部一把手被称为老总，老总管着经理，经理管着部长，部长管着培训师和妈咪，培训师和妈咪管着技师，总之所有人都管着技师，她们在最底层。当然，贵的技师也会欺负便宜的，如果你不幸挂上6字牌（一个钟600块钱），你就是最底层的最底层。
升牌也有机会，交3000元，提出升牌申请，倘若不断得到客人热情的反馈，就比较容易通过。这是苦干硬干型。压力过大的客人偶尔会在深夜倾吐公务员系统和商场的艰辛攀爬之道，媚儿觉得其实规则在夜场也适用，贿赂或与部长睡一睡比拼命硬干升得更快。
培训的日子里，冬冬夜里做梦都在背笔记。作为早来几个月的前辈，楚楚把自己之前的笔记送给她，那是艳舞的分解动作，很长，归纳成口诀。冬冬说，那感觉真紧张——像期末考试来了。每个技师都得经历这关，她只穿内裤和胸衣站在镜子前，努力忽略看热闹的其他技师，一直跳，一直跳，跳到熟练、准确、性感，跳到让部长满意。
职业道德教育接着来了：手机24小时开机，不可以抢客人，被选中不可以拒绝，不可以主动要小费，不可以主动问电话。唯一可以拒绝的客人是女性，阿简说偶尔会有想来消费的女人，那不愿意就可以不愿意，“我们100多女孩，没一个敢去。”
技师一般得在2小时的规定时间内为客人完成多达20－30项的服务项目。在正式挂牌上钟之前得通过质检，这叫“试钟”。
这行里说，女孩会记着第一次试钟的客人一辈子。许多酒店都由部长来做。部长熟悉业务，挑得清毛病。“试钟时有一张表，每一项都得打钩，所有项目打满钩你才能上钟。”阿简说。和多数桑拿女孩一样，阿简也是厂妹出身，进桑拿之前是鞋厂质检员，对这道环节不无熟悉，只不过这次，她自己是需要达到“ISO”认证标准的产品。
从跪下给客人脱鞋起，女孩一分钟也不敢停歇，客人累了，按按手、按按脚，客人躺下了，拿出工具给客人掏耳朵。专业体现在时间的精准计算上。全部项目做完洗过澡，刚好到钟。送别客人时，她们会挽着客人的手互相打招呼，“我老公帅吗？”
外国客人来了不会说英语怎么办，没关系，你只需要躺在那儿招招手就好了，“他又不傻”。最好的客人是香港人，因为他们习惯付现金。五六十岁的香港老头子会给小费，他们还保留着老派风格。年轻的就不会了。
碰到变态的客人是常事。大多数女孩得忍，因为怕被投诉，“打人不行，但客人要是老板的朋友，挨了也就白挨了。”媚儿说。
两个月前，冬冬第一次上钟就被客人欺负。那个客人耍赖不戴套，冬冬才17岁，欠缺经验，不管是被欺负的经验还是反击的经验。完事后客人提出给她300块赔偿费。冬冬不知道怎么办，去问部长，部长听完大骂：花300块钱就能不戴套，传出去酒店的牌子全砸了。
冬冬于是跟客人说，我不要。
客人揣起钱就走了。冬冬也没有请两个小混混把这个混蛋堵在街角揍上一顿，尽管这是东莞同类事件最常见的处理办法。她给自己买了500块钱零食吃，把那家店所有口味的话梅和牛肉干都买了一遍。
也有实在忍不住的。阿简脾气火爆，前不久刚对着侮辱她的客人一顿骂娘，“你这个死垃圾，有钱了不起啊”。客人气得跳脚。她以为她得被开除了，寻思正好开始新人生。结果客人跟部长解释，是自己提前有事离开，不关她的事。
“有的时候我跟自己说，妈的，这样子天天伺候人，妈的，哪天去找个鸭子来伺候我。”阿简的一个同事加姐妹是天鹅湖一家酒吧的“超级VIP”，上12点到零点的班，每天下班准时去酒吧“放松”。
阿简跟着去过一两回。500块钱，从穿着不同风格服装的一排男孩里挑一个，让他干吗他就干吗，“可以猛灌他们酒”。灌趴下咋办？“趴下就趴下了。”
想了一会儿她痴痴地说，“妈的，要不是太贵，真想天天去。”
她们把汇美天伦称为“单位”
媚儿说她14岁出道，在这行里头长大成人，10年来，从一座城市漂泊到另一座，有时跟着客人走，有时自己走，最终她留在东莞。
她喜欢成为标准生产线上一环的感觉，她原话很绕，记者问是不是正规、平等、安全的意思，她点头。“我们统一工作服，统一工牌，叫编号不叫名字。培训严格规范，上下班掐表记钟。万一被抓了酒店会按程序救你。不久前有过吃霸王餐不给钱的嫖客，由经理老顾看着，被罚在酒店做两个月卫生，太解气了。直到扫黄那天才给放掉。”
媚儿说在别的城市她也许被当作宝贝，在东莞却像真正的企业员工。她把汇美天伦称为“单位”。
和这座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里的其他企业相比，桑拿业把低人权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里，上下班要搜包，必要时会搜身。只要不在生理期必须无条件上班，媚儿曾发烧38度半，不准假。如果晕倒在上钟过程中——她两个姐妹在超负荷上钟时遇到过这种情形——那一分钱也拿不到。怀孕做手术可以休息15天，超过的日子要付钱买。
录取时酒店向每个女孩收取1000元的管理费，工作后每个钟收取25％至30％提成。除此之外，罚款细则多达几十条。女孩们的吃穿用度必须在酒店买，大到工装、鞋子，小到推油、安全套、牙膏、口香糖，平均每月四五千块。安全套3元一只。为了防止技师偷偷从外面买同款，某个灵光一闪的部长决定成箱购进带编码的，一次买一个号段，上钟前检查，套子编码不符，罚1000块。
每天晚上7点，全体员工合唱《团结就是力量》，还要喊口号，“走遍天涯海角，汇美天伦最好”。这是一个叫老顾的经理的灵感结晶。老顾对这家桑拿进行了军事化管理改革，他规定，上班期间，不准3个及3个以上员工聚集聊天，否则按散播谣言处理，罚巨款。女孩们爱抽烟，又不敢聚众，只好两两一组进厕所抽，没被查封的日子里，桑拿部洗手间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这家五星级酒店使用着最廉价的用品，阿简说，它们大多来自东莞夜市。不会有人注意到的。客人洗澡，沐浴露是打在女孩身上，由女孩扭动身体为客人涂匀，沐浴露是不是几毛钱的便宜货，谁在意呢。一次性毛巾也是，10块钱一包10条批发来，50块钱一包卖给女孩，有些女孩心疼，悄悄洗干净了拿给下一个客人用。
女孩身上的奢侈品大多来自客人。如果一个女孩拿到了iPhone5S，很快周围的女孩都会拿到。
“这一点也不难。”媚儿说。情人节这天，她在朋友圈里晒了一枚钻戒。她把它戴在中指上。
入行多年，媚儿已经熟稔怎么分辨客人的职业并进行恰当的恭维，知道怎么增加老年客人的信心，怎么把华而不实的花样尽可能拖长时间，然后不着痕迹跳过那些让她恶心的环节。“十指芊芊”，“顶上芭蕾”，为了吸引客人，每家酒店都挖空心思为服务项目取名，对女孩来说，好处在于哪怕熟客也很难闹清楚这到底是啥。
“喏，举个例子，”媚儿说，“毒龙钻知道吧，央视曝光了的，舔客人肛门，能跳我就跳过去，点明要做，那我就在舌头上戴套子，他感觉不到差别的，又看不见，就是每次弄得满嘴都是油。”
“真的，一次也没被发现过。”她说。
“我吃进太多东西了，推油，男人的皮屑，润滑剂，你不可能理解那有多恶心，不停地冲凉皮肤也毁掉，还有天天穿高跟鞋摆奇怪的pose，脊椎骨头变形，隔一段时间就得去中医归位，再变形，再归位……但说到底最受不了的还是性。”
性交不可能跳过去，也不可能偷工减料。媚儿是红牌，每天一睁开眼，至少5个钟在等着她。会怎样？阴道经常要流血。附近的医生心知肚明，消炎，打吊瓶，打完回去继续工作。
带着点咬牙切齿之意，她接着说下去。“和内衣摩擦都会剧痛，走路，剧痛，不用说工作了。我能靠的就是意志力。每痛一下，我就知道，哦，我还活着，真的还活着，真的想更好地活着。”
这些话客人永远不会听到。在莞式服务的制度中，绝对不可以让客人怜香惜玉。客人必须感受到你的轻松、快乐和享受，一旦他心疼你，反馈给部长，这单就白做了。
如果这行有天赋可言，那就是认清现实
媚儿哭起来时，嘴角也保持微笑。哭一会儿，她会停下来朝你点点头致歉。也许是这些为她赢得了红牌的名声，她的确很专业。
哭得最凶时，她说到一个同事因为跟客人出去做私钟被轮.奸然后虐待，现在还住在东莞精神病院。那客人第一次来给了5800块小费，第二次来送了一条金项链，第三次邀请女孩出去耍，然后——就这样了。“所以出去真的很危险，死了都有可能。”
“那你会出去吗？”
“如果因为长得帅或者特别温柔什么的，我不可能去，如果给我很多钱，现金，那我去。”
尽管大部分技师都有个长相不错、无所事事的男朋友，媚儿只有一只黑色泰迪犬。她觉得那些渴望爱的同事无可救药。“富男人只爱我们的身体，穷男人只爱我们的钱。”她每天不间断工作10个小时以上，小白脸一毛钱也别想从她这儿拿到。
如果这行有天赋可言，那就是认清现实。媚儿觉得现实就是“除了钱这行业什么也不让我们有”，而钱也要拼命努力才能赚到，更努力才能确保赚到的钱落进口袋里。所有的技师中，只有她没有被罚过款。这需要惊人的自律、警惕性、人际关系技巧，当然也需要钱，贿赂部长。如果不愿用钱，有时身体也可以。
部长、小工和妈咪
这是这行的生态，生态中的每个层级都已学会接受自己的角色，不去挑战它。部长或者更高层级的经理也是从食物链的底端开始进化。
红灯区里爬上去的男人靠着社交的天才。男人要么从小工做起，要么从保安做起，但保安没什么出路，保安制服看起来有点像警察，会让客人恐慌。这行里面说，如果25岁之前你没有做到经理，30岁前没做到老总，那就没指望了。老顾30岁，阿武31岁。按这个标准，他们因为扫黄戛然而止的职业生涯差强人意。
当年十几岁的老顾和阿武都是从小工做起的。他们在女孩做准备工作时给客人送水果饮料，客人往往已经脱光，必须直直地进来，眼睛看地板，弯腰，半跪下端起托盘请客人用，送完倒退着往后走，直到退到门口客人看不见的位置才能转身出门。
竞争激烈，大部分常平红灯区的人爱岗敬业，阿武记得他10年前接受的职业精神教育，“我们是为绅士和小姐服务的绅士和小姐”。
阿武出道的时代，小工升任部长还要全民海选，搞竞选演说，老板、经理、部长、小工、保洁阿姨、技师，一人一票。阿武以绝对高票获选，完成了人生第一个事业规划：脱掉小工马甲。办法很简单，他请女人吃夜宵，请男人喝酒。如果对女孩温柔，她们多半愿意将来为你卖命。当初阿武从佛山跳槽到常平时，20多个姑娘跟随前往。
来莞10年，一个年轻人在红灯业能攀上的关系，他都攀上了。失业前，他的位置是总经理，只在老板一人之下。客人会流失，女孩会流失，老板一句话会把他炒掉。他要挖客户，挖技师，搞研发，写章程写报告，偷偷溜进别人的场子学习，要给小姐洗脑，说服她们真心实意地接受越来越夸张的服务手法。“最难的是什么？”记者问。
“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阿武笑笑。
他在技师房的大门上贴上“微笑是走出这扇门的通行证”，也给自己办公桌后面贴了一条，“结果论英雄”。有些时候，他还得亲自调教技师，给新人试钟。好在，这行人的老婆有着其他行业的老婆难以想象的容忍度。他说。
他承认当小工时为技师们的美貌心动过，这段时间很快过去，“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你想想”，如今反而没事的时候会担心老婆，东莞数不清的酒店，万一老婆也走上这条路怎么办。
妈咪，这个行业中人数仅次于技师的一个层级，地位也并不比技师高多少，事实上，大多数妈咪也是技师出身。汇美天伦酒店的业务推广总监——这是花姐名片上的头衔。早几年鼎盛的时候，她是一个月能带200个客人月入七八万的妈妈桑，这还没算不是她们招徕的自来客，每单抽100块到300块，她在云南读艺术院校的女儿每个月能收到一大笔零花钱。“生意好了寄5000，不好寄3000。”
接受采访的那天晚上，她甜蜜蜜地接了一个嫖客长达20分钟的电话，扔下手机嘘一口气，“我告诉他，早上10点半，爱来不来，想晚上，谁敢哪，为了你几百块钱我去蹲大狱，我神经病吗？”
“现在没生意了，女儿怎么办？”
“钱还是要给够，我怕钱不够，她要给男人骗去学坏。”
阿简告诉我，妈咪有聪明有笨，花姐是笨的，不像其他人那么会营销。聪明的妈咪会拉新客人，微信啊论坛啊，最不济也会去街边发发传单，花姐带来的客人都是她曾经当技师时留下来的。现在花姐住着300块钱一个月的简易房。有人劝她去云南做妈咪，她不干，想到在女儿每天踩的土地上拉皮条，花姐接受不了。
“花姐的客人很老喔。花姐也老了。”阿简说。
“永远洗不掉了”
东莞有专门的“小姐贼”，吃定她们有钱又不敢报警，抢起来肆无忌惮。每天出门前，楚楚、媚儿她们会把现金分散贴身藏在内衣、袜子里，如果在路上电话响了，就拐进路边小店再接——在街上掏出电话的瞬间可能就被抢了。
一点办法没有，媚儿说，本地人瞥一眼就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也藏不了。气质一看就看出来。还有走路姿势，一个老师教一百个女孩，一百个女孩都这么走路。她做给记者看：先迈这只脚，再迈这只脚，腰挺直，走的时候手掐在腰这里，停下时双手叠好放在肚脐下。
“所以我们休生理假时很少出门，不愿被指指点点。逛超市有男孩过来搭讪我会脾气很差地骂他，然后跑掉。虽然人家可能是有事问你，或者觉得你漂亮，不一定是认出你来了。但是会很恐惧。所以宁愿在家哪都不去。”她说。
为了洗去莞式流水线留在身上的印记，媚儿花近5000元报了正规模特班，还挤掉许多睡眠时间读言情小说，“比较高级的那种”，她强调，“比如亦舒。”她希望拥有亦舒笔下女孩的气质。
媚儿也看心理学和人际交往的书。想知道“别人”，不是“我们这种人”，脑子里都想啥。她早忘记了在学校的感觉，也没下过工厂，14岁后一直生活在小姐、嫖客、妈妈桑的世界，当她问记者一个普通女孩在这个年纪想什么时，她的困惑很真诚。“我想知道她们怎么想的，我也去想，这样也许就不容易被认出来了。”
不出一星期，在100个同事的同化作用下，模特班的教学成果失效了。媚儿走在马路上，不经意间手就掐在了腰上。她恨那只不自觉的手。为什么要掐上去，为什么不放下来。
“那种时候彻彻底底沮丧，你彻彻底底知道自己永远洗不掉了，它永远要跟着你。”她又哭了一次。
此刻，她们身上这种高辨识度的印记又成为她们被驱逐的凭证。采访中途，阿简接到姐妹电话，协警们的地毯式搜索已经轮到她们小区，“千万不要说你是干酒店的，凡是干酒店的全部逐出东莞。”阿简啐了一口，“我们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干桑拿以来最大的变化，阿简说，是撒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每天上班路上她会稍微想一下今天的名字和户籍，重庆妹子比较受欢迎，但她的口音不那么像，多数时候她说自己是湖北人，湖北哪里，一天一个样。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你可以不跟他撒谎？”阿简认真想了一会儿，“没有。”
“我真的不适应，那又怎么办，不骗人就不能活。”
记者认识阿简的时候，她说她刚刚入行，对男人彻底绝望。第二次见面时她说：“唉，告诉你吧，其实我男友跟我4年了。”第三次见面在她男友的车里，夜里11点，他们从常平送记者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南城。阿简说，一个女孩子深夜在东莞打车，太危险了。
东莞下着大雨。漫长而黑暗的路上，她的声音混着雨声，听上去很虚幻。她说其实她有个3岁的女儿在老家。女儿隔天给她打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背唐诗三百首。
那是她和初恋的孩子，怀孕一个月时男孩离开了她，17岁的她独自生下小孩，这让她的整个家族蒙羞。小孩长到1岁，迫于生计她来到东莞，踏入这一行。
“这次是真的。”阿简说。
“好想女儿。失业这些天我每天都想回家，可是现在回去，所有人就都知道我在外头干什么了。”
“刘老板到底跟党中央关系好不好呢”
即使头一回来到常平的人，也能感觉到近些天这个东莞小镇的不对劲。一出火车站，记者和几个貌似来东莞务工的女孩就被没活儿干、蹲在路边抽烟的出租车司机重重包围。
“不坐车呀？别走呀！我认识你呀！你不是那个唐乐宫的吗？是不是呀！哈哈哈哈。”
常平天鹅湖路是东莞著名的红灯区。一条不足千米的狭窄街道，有8家桑拿酒店，4家酒吧，超过6家茶餐厅，6家美发美甲店，还有沐足店、干洗店、宠物店、鲜花店、甜品店、房地产中介，从中午营业到后半夜，为超过1000个像媚儿那样的小姐和她们的客人服务。姿色突出的那些，照片和牌号一起印在香港街头散发的色情报刊甚至传单上，红袋体育馆到天鹅湖有多远？直达列车1小时，再加摩的10分钟。如果组团来，还有各个酒店的豪华大巴接送。
曾经华灯初上时，小姐们从15元每次的小化妆店迤逦而出，擦着一样的粉、一样的腮红、混入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一个当地人说，他每天最愉快的事儿就是下午5点搬个凳子坐在楼下化妆店门口，看佳丽。他说在东莞住久了，看女孩第一反应永远是牌价，办公室，菜市场，甚至看电视剧也不例外，你的脑子会自动跳出这个问题：她多少钱？
停业第三天，桑拿部经理老顾挂断一名手下女孩电话后，试着拨了几个同事号码。手机关机。手机关机。手机关机。每天见面的时候没注意过，他们互相了解的联络方式竟只有一串11位手机号。手机不通，他的同事们就消失了。
那个女孩在电话里问他，刘老板是跑了吗？
记者采访的女孩们没有一个见过拥有这所桑拿的刘老板，甚至对老板是谁也莫衷一是。她们只会带着传奇口吻向我描述这个老板开着自家直升机追摩托贼这个被当地媒体报道过的故事。
阿简用手机给我看酒店宣传彩页的照片，“我们酒店宣传页和别家最大的不同，喏，看到大楼右上角的小点点了吗？那是我们刘老板的飞机。”
楚楚谈论起大老板们和扫黄背后的政治斗争，努力表现得像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她问，刘老板到底跟党中央关系好不好呢，好的话那是不是酒店还能再开？
以老顾的位置，也不知道老板到底跑了没有，老板电话关机，杳无音讯，那个号码到底是不是老板本人的，他也不那么确信了，从老顾到女孩们，得知自己失业的方式都一样：看新闻。
刘老板说，要听政府的话
2月9日，东莞某高档酒店上演“色情秀”，被警方全力出动扫黄
2月9日，央视播出暗访东莞的新闻。当晚，在记者的当地朋友和几个桑拿业老板所在的微信群里，老板们谈笑如常，和网友一样转发着“东莞挺住”、“我们都是东莞人”的段子。
第二天，也许为了显示不可撼动的地位，视频中被曝光的那家五星酒店老板主动自嘲，约大家一起给东莞桑拿写部“正史”。“不能让央视一棍子给打死喽。”
第三天，虎门新世界老板跑路前到银行取现金600万，当场被抓，成为东莞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涉黄被抓的老板级人物。消息传开，老板们作鸟兽散，纷纷跑路。
按这些老板相熟的当地朋友的说法，东莞历史上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扫黄，从未有老板被抓的先例。小型扫黄抓小姐，酒店负责保释。大中型扫黄抓部长和妈咪，酒店也有解决办法，10余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抓过法人代表——他们往往是与老板认识的当地农民或低收入者，可以得到酒店小额分红，无需来酒店上班，出事了替老板顶罪。
在色情业，身份是最大的秘密。入行既无需身份证，也不签合同，信任关系几乎不存在，利益关系可以瞬间切断。老板们很少去自己的场子消费，即便去，也会像普通客人一样买单，在那些有肌肤之亲的女孩面前，他们的身份是“某个与老板关系不错的朋友”。失业之后，女孩们发现自己竟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属于汇美天伦的证据，工牌、工装、培训文件、小费单上都没有公司名称。
记者离开东莞的那天晚上，汇美天伦的刘老板本人接起了电话，仅有的一次正面回答里，他提起那些桑拿女孩，“我们根本没有包她，小姐嘛，都是走来走去的啦。她们能拿出在酒店工作的证据吗？”
更多时候，他只是拉着长长的声音不断地重复“要听政府的话”。他让人想起东莞火车站那些大声哄笑的司机，语气里的轻佻感是一样的。
消失是这座城市最经常发生的事
讨薪第四天，100多个女孩，只有一个人来了。她不知道大家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接下来往何处去。她蹲在酒店门外，哭得很心碎。
消失是这座城市最经常发生的事。不止一个女孩曾告诉我，当她们离开这行，她们跟知道自己职业的所有人将老死不相往来。换手机号，换地址，从此再在街上遇见，谁也不认识谁。
记者问阿简，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一遍，希望怎样度过？
阿简说，“出国吧，不要在国内生活了，你看国内是什么样子？国内所有地区的人，所有地区的商人、老板、领导，甚至警察，你都见过了，然后你就感觉不能活了。”
2月20日，一早起来，阿简买了车票，成为记者采访的女孩里第一个离开东莞的人。1100公里外那个嚷着要给妈妈背唐诗的女儿，给了她一个行动的理由。
桑拿女孩开始离去，这个东莞小镇的生活仍在继续，天鹅湖街心的麻辣烫小妹一天至少要回答5个哭丧着脸找桑拿的外地人：“不骗你，没有一家开门了噻。”美甲店小哥心不在焉，涂坏指甲时他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我才干这行4天——4天前刚好是扫黄的日子，他来自这条街某家已经被关门的场所。而著名的美宝酒店旁边宠物店的女人脾气暴躁，那些年前把狗寄养在她店里的小姐许多没有回来，她不知道该拿这些狗怎么办。
（原文刊于2014年3月号《人物》杂志，略有删改。原标题《东莞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