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娜回忆录 由来
《少女之心》原是认罪书
那么，《少女之心》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白士弘透露了其中的部分情节。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少女黄永红(不知道是否真名)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
单纯幼稚的她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恨，在学校如火如荼的“学黄帅”运动的感召下，为了摆脱母亲“通奸”带给自己的罪恶感，争做“黄帅”式的好少年，黄永红不顾母亲多次恳求，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
但这次英勇伟大的“革命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荣誉和解脱。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们冷眼相看，不时把“破鞋”二字挂在嘴边，连老师的赞扬也言不由衷，充满讽刺。
之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她该怎么办？黄永红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之中。这时，与她同学多年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不但给她以安慰，还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但何叔叔始终不肯承认。
在一次次交往中，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在全班为此召开的批判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黄永红晕了过去。
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何叔叔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农村相对宽松、单纯的环境，使黄永红和李国华有机会深入交往，两人感情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他们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但这方面知识全是空白的两个人，数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领而告终。
一天天的晚归引起了双方父母的注意，家长们轻而易举地揭破了他们的秘密，两人的交往被严格禁止。
当他们为“改正错误”而保持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从城里发配到农村的男生姚大明闯进了黄永红的生活。为表示离开李国华的决心，黄永红主动接近姚大明。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知道如何直截了当地示爱，处在青春躁动期的黄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
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使两人旧情复发，两人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轨。黄永红痛苦地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存有好感，谁也割舍不下。
混乱的青春、混乱的感情只会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终于，黄永红和李国华的事被姚大明发现。为了自己的尊严，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惊惶失措的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在严厉审讯之下，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
而这份认罪书，便是后来的《少女之心》。
似《水浒传》变出《金瓶梅》
后来《少女之心》为何变成令老师和家长闻之色变的“黄书”？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内容又从何而来？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释道，“《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 ，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类似于利用《水浒传》的背景和几个人物，另写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透露了一些细节，解释《少女之心》变“黄”的过程:
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把这个“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此对她垂涎三尺，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企图罗织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进监狱……
而那本广为传抄的“黄书”，白士弘可以肯定，是从这段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
白士弘说，文革时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们最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当然，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导致后来‘黄书’广为流传，而原故事却不为人知。”
“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店也都开门，但是卖的都是毛选，公开出版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鲁迅的小说如《孔已己》、《阿Q正传》，还有八个样板戏”，张宝瑞认为，当时大家无书可读，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
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勍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勍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看过十几个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认为，虽然《少女之心》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1974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出版人白士弘依此推断，《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
目录
少女之心 - 传播背景
在文革中期70年代开始传播。“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队。“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和性生活的。如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她们的丈夫不是革命军人(江水英)，就是在外跑单帮(阿庆嫂)。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禁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直面《少女之心》对70年代年轻人的重大影响，就不得不直面人性存在的物化基础，不得不接受本能的冲动是人性中最巨大的势不可挡的一种能量。《少女之心》只是一个引子，但它激起的能量反应却是空前绝后的。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是文革时期著名的手抄本色情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小说是以一个叫“曼娜”的漂亮女人的回忆为线索的。情节十分简单，少女曼娜与表哥少华相恋，并产生性渴望，并初尝性交的乐趣，后来表哥考上大学，曼娜陷入性压抑，并以自慰来缓解性饥渴，最后，曼娜不得不另外嫁人，又再次获得更加刺激的性交乐趣，不想，曼娜的男人又在她们结婚后七个月死去。
由白士弘策划出版，后被禁。白士弘透露的情节如下：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少女黄永红(不知道是否真名)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单纯幼稚的她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恨，在学校如火如荼的“学黄帅”运动的感召下，为了摆脱母亲“通奸”带给自己的罪恶感，争做“黄帅”式的好少年，黄永红不顾母亲多次恳求，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但这次英勇伟大的“革命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荣誉和解脱。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们冷眼相看，不时把“破鞋”二字挂在嘴边，连老师的赞扬也言不由衷，充满讽刺。之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她该怎么办？黄永红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之中。这时，与她同学多年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不但给她以安慰，还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但何叔叔始终不肯承认。
在一次次交往中，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在全班为此召开的批判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黄永红晕了过去。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何叔叔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农村相对宽松、单纯的环境，使黄永红和李国华有机会深入交往，两人感情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他们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但这方面知识全是空白的两个人，数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领而告终。一天天的晚归引起了双方父母的注意，家长们轻而易举地揭破了他们的秘密，两人的交往被严格禁止。
当他们为“改正错误”而保持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从城里发配到农村的男生姚大明闯进了黄永红的生活。为表示离开李国华的决心，黄永红主动接近姚大明。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知道如何直截了当地示爱，处在青春躁动期的黄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使两人旧情复发，两人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轨。黄永红痛苦地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存有好感，谁也割舍不下。
混乱的青春、混乱的感情只会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终于，黄永红和李国华的事被姚大明发现。为了自己的尊严，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惊惶失措的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在严厉审讯之下，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
一位长期在中国研究“文革”现象，并收藏大量“文革”文物的丹麦女记者叶凤英找到了白士弘，拿出了一本几年前在书摊上买到的《少女之心》，请求帮她鉴定真伪。这本《少女之心》中说明，整部小说实际上是署名“小思”的作者在坐牢时所交代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定名为《 少女之心》。白士弘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少女之心》演变的过程：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当时有个别素质低下的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不道德地将这个千方百计打探出的故事散布到社会上，使女孩的名誉毁于一旦。而事实上，这本在后来被广为传抄的手抄本就是从当初的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之所以当时的人们不顾一切地传抄和阅读《少女之心》，与那段特殊的岁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革”时期，社会上对于伦常情感和性爱要求都持否定和敌视的态度，并且一律予以疯狂剿灭。“当时的人们可以有的只能是革命思想，可以有的感情只能是阶级感情，其他的一切欲望都被看成是罪恶的。”
从1970年到1976年，市井间流传的“文革”手抄本大约有300多种，其中颇为知名的一本名叫《少女之心》。这本在当时被定义为“毒草”的手抄本，甚至还闹出过人命。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贵州安顺地区的年轻教师将《少女之心》刻成了蜡板，并油印了70多份。事情曝光之后，这位教师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紧接着在不服上诉后被改判了死刑。1974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出版人白士弘依此推断，《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1997年重新修订后公布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原流氓罪中“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聚众淫乱罪”被收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少女之心》传抄中，被抓获罪者多以“流氓罪”判处。 1998年《焦点》在该年的第12期杂志上发表《〈少女之心〉冒名走江湖》一文，文章称在深圳发现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该刊记者经采访后获知，哈尔滨出版社并未出版该书，《少女之心》的书号盗自《数学的历史思想与方法》。2004年白士弘在1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向公众展示了《少女之心》的书样，该书计划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印刷完毕后，正待上市却被叫停，相关部门同时通告各有关出版社，不得安排该书出版。
《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
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在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
摩罗评洁本
‘文革’后期，有一部分人逐步摆脱‘文革’渲染的氛围，想到一些在‘文革’主流话语之外的问题。有一批写作者，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些想法，比如黄翔、食指、芒克、北岛等人。《少女之心》是一个佚名之作，这个作者也是非常有觉悟、有眼光的一个人”。摩罗认为，如果食指等人被看做是觉醒者，那么《少女之心》的写作者也绝对是一个觉醒者。“他对‘文革’时期对人性的扭曲看得非常透彻，于是用自己的创作来反对、打破这种不能直面人性、直面性爱的禁区，其实是表达当时人对冲破精神束缚的要求”。
这部作品凝结着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道德意识、性观念和伦理观念，是对于时代黑暗的深刻而又荒谬的体验与反抗……就像《野兽》、《波动》诞生于北京思想者群体、黄翔的诗歌诞生于贵州觉醒者群体一样，我们可以假设《少女之心》也是从当时最有思想最有反省意识的青年思想者群体中诞生和流传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作品绝不是一个封闭环境中的文学青年所能够写得出来的。
杨健评脏本
“脏本”作为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现实传统的漠视和超越。从表层看它与传统缺少直接的对抗，从另一层面看，手抄本创作者的民间地位和社会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的高蹈式的表述倾向和价值取向。他们与正统文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由此联想“白洋淀诗群”的“现代诗歌”，它们与“文革”意识形态、传统话语的非对抗性的错位和逃逸，正是民间文学的旺盛生命力和原创性的所在。作者对她所描述的性活动，说不上崇拜，也谈不上忏悔，而是表达了一种切实的人生体验。杨健重读时被其健康的性意识所震动，《少女之心》所说的都是常识，普通的、不带偏见的日常价值判断。如果说，它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只是一种市井化的价值观，一种世俗化的幸福观。
杨健评洁本
摩罗分析发掘出了“洁本”的精华所在。但是，他高估了“洁本”的历史价值，也低估了“文革”地下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性。“文革”地下文学的本质，并不是抵抗“文革”意识形态的，恰恰相反，它是漠视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洁本”有意识地迎战严肃的禁忌性的话题，并且无所顾忌地与主流价值对抗，将性罪观引向了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道德、价值取向。可以说，“洁本”更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的对抗性也反映出与传统社会的对位性。从“洁本”鲜明的对抗意识、明确的价值判断，杨健猜测它绝非“原始本”，反而可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作品。
网民评脏本
1.《少女之心》，多少人的性启蒙读物，记不起那年，只记得初见时的冲动与惶恐，多少年过去了，不见当年的激动，昏黄的灯光，窃窃的私语却是挥洒不去...
2.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在20年前，那时我还小，时常在黑板报上看到批判《少女之心》的檄文，如文所述，谁若看了这书就相当于准强奸犯了。
3.这是有一本关于“性”爱故事的手抄本《少女之心》悄悄地在“地下”流传(所谓的“地下”就是流传的很隐蔽，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一对一“交易”，有点象搞“特务”工作一样。如果被领导发现了，后果不堪想象，轻则批评教育写检讨，重则不准入团，入党，提干。搞得不好你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4.杨品新：那年夏天.不知是谁将手抄本《少女之心》带入了渔场，出于好奇，知青都抵挡不住“黄色读物”的诱惑，自行排队轮着传阅，有的甚至请假装病在寝室里看。消息不胫而走，没几天就被场领导知道了。那天晚上，场长带领团委书记、民兵营长、带队干部和卜几个民兵把知青楼围了起来，挨个挨个寝室搜查。场长个子本来就高大，一发脾气更加显得凶，知青个个吓得气都都不敢出，气氛十分紧张，天知道此时书在准的手上，都祈祷着不要被抓到了，最后在一个没人睡的床上找到了那小书。场长把全体知青叫到操场上狠狠的训了一顿，并当众烧毁了那本书。告诫知青谁再将此类读物带进这个神圣地带，谁将送劳教。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可见当时场领导对知青爱护之深，“扫黄打非”之坚决。
5.《少女之心》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公认的无良的作品，但在某些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唤醒了一部分青少年的性意识与性幻想，而这其中就包括没长劲的我。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用微微颤抖的双手从一哥们手中接过那本本子的时候心里的那份激动与复杂，当时的心情有点像第一次加入少先队时庄严宣誓时的那一刻。我知道我这么比喻有点那个，但这是事实，我不能也无法掩盖这一点。
6.孙正龙：《少女之心》可不是等闲之作，据说这是一本流传很广的“黄色小说”，其黄色内容即使是现在依然是不宜公开的。那何以能够得以通行呢？就连金瓶梅这样的名著还不能公开出版，而《少女之心》不过是文化荒漠时代的一颗小草，竟至于格外开恩？我疑惑。
7.《亚洲时报在线》：《少女之心》是文革期间流传内地民间甚广的一本描写“我”与表哥的性故事，当时曾被视为“大毒草”。《少女之心》的作者被视为中国当代“性文学”的“掌门人”，近年内地有名的“性小说”作者卫慧、九丹、木子美、夏岚馨等，可说都是这位掌门人的后辈！
8.《少女之心》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手抄本，又叫《曼娜回忆录》，如今摆在书架上居然成了著作名。197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在青少年中流传的色情读物.该书全长5000-6000字，当年许多初中学生的性启蒙都是通过此书。在文革禁锢、“洁净”、谈性色变的阅读环境中，读到这样的作品，一些学生竞相传抄，并引发早恋风，个别男女青年由此涉足爱河、初尝禁果。被公安部门、负责思想教育的学校、政工部门一致将它归结为青少年滑向性罪错的诱因。为了禁止该书流传，学校经常突击检查课桌，甚至不惜搜书包、搜身以收缴传抄本。对于传抄的首恶者轻则写检讨、处分(记过、留校查看、开除)，重到批斗，直至以“流氓罪”被送去劳动教养。反而使此书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在绵延十几年的时间里，《少女之心》几乎传遍了全国。1980年代，除了手抄本，它还以录音磁带的形式渗入校园。辽宁省某重点中学学生刘宏锋，在初中时听到过一盘不知哪儿传来的没有名字的卡带。卡带在同学间悄悄地传递，里面有一个叫“曼娜”的女生和她的表哥以及男友，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由一个女声朗读出来，令初中生们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直到1988年，已经上了高中的刘宏锋，第一次看到《少女之心》手抄本时，看到开头的那句“我叫曼娜”时，才知道原来听过的磁带正是这本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