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整个文化领域给人以一种严重的转型期混乱感，整个１９９０年代同１９８０年代一样，那种热闹可以看做是目前中国精神文化领域集体狂欢的先声。要想单独评价一个人对一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本文将要提到的二王也都曾经并且目前依然是公共领域经常聚集眼球的人物，单独评价他们依然是困难的。
在一个社会的气象潜在地、隐性地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代，一个人物往往容易凸显出来，王朔正是这样成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大众文化领域的突出人物。因为王朔写作方式上的直接和贴肉感，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王朔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完全可以想像，王朔在那样一个年代的文化环境中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初步成功后的窃喜。熟悉王朔作品的人都知道，在王朔的小说里并不能看到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仅仅是一种贴近或者重合于时代的一种潜在运行的精神气质，一种转型期扭曲的价值趋向，这种率性和直接的市井表达所产生的心理暗合正是王朔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整个大众文化领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两个词语可以比较恰当地表现整个时代心理：“玩世不恭”和“无聊感”。这种“玩世不恭”的情绪方式和行为表现以及作为延伸的“无聊感”正是一种巨大的失败感和挫折感造成的，整个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确切地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价值转型期的严重不适感。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无聊感”在王朔的小说中得到了非常直接的表达，王朔只是通过他本能的体察来直接地反映这种典型的特殊时代的特殊心理状态，他的系列作品都是在不断地传达和揭示此种精神现象，用“时代的产物”来定义王朔小说以及王朔现象的产生是准确的。
王朔只是一个小说家，他何以成了某个时代和阶段的精神领袖？
因为王朔的敏感和直接，造成了王朔作品中在时代精神气质表达上的“贴肉感”，弥漫在其小说作品中的玩世不恭的态度，那种放肆的调侃、嘲讽、解构、破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精神亢奋，以及这种亢奋的狂欢之后的幻灭感、无聊感，更是完全地暗合了一种无奈中的消极对抗、流氓作派和痞子精神。
形容王朔最多的词语是“文化流氓”，或者说是“无知”，王朔现象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的严重分野和对抗。这种对抗中，作为民间精神的鲜活的舞蹈相比作为“知识分子”的呆板的舞蹈，当然更能赢得眼球和喝彩。王朔通过其小说所传达的对各种精神领域的“伪君子式的存在”的积极对抗，正是整个１９９０年代大众的需求。因此，作为“启蒙者”的王朔，在１９９０年代更加赢得了暴发户式的成功，他成了一个显赫的公众人物。当然，王朔的小说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层面的，然而这种通俗读物却真正满足了时代对文学的需求。王朔是一种病态的产物。
王朔在自己的小说里不断地重新解释各种社会行为和人的处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王朔的小说里，主人公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没劲！别拿我当人！我就是一流氓！等等。这些对世界的消极反应以及对自我的无限贬损正是整个１９９０年代人在其自身尴尬处境中的最强烈的反抗。在作家中，王朔在这点上是体会和理解最透的一个，王朔靠感性、自觉和直率获得了成功。
生活的戏剧性和荒诞感变成王朔笔下人物的一个个调侃，这种调侃最终成为汹涌泛滥的大众精神狂欢和超级娱乐方式。就文学来说，说王朔的出现划分了两个时代，是不过分的。这时候谈论王朔，他的文学成就高低已经无关紧要了。
由于王朔的忽然成功，导致我们永远不能单一地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论王朔以及王朔现象。也正是王朔这种暴发户式的成功，导致王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怪胎型的人格，姑且称之为“王朔型人格”。这种“王朔型人格”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和２１世纪初开始泛滥。我们几乎能感到最初成功之后的王朔的得意、不安和尴尬，此后的自嘲和自损成为王朔在公众领域的常见方式，这种首先将自己置身在“不死之境”的做法导致王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当然也导致他“过气后”的严重心理失态，这种复杂的焦灼往往会杂合出一种貌似“上了境界”的状况。
王朔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发表的《我是你爸爸》，在我看来是一个高度，此后的《看上去很美》开始大失水准，“王朔复出”俨然已经被“感觉”成为“王者归来”。年轻的读者由此可以感受到王朔当年的辉煌，然而王朔放言“《我的千岁寒》年轻小孩看不懂”，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张，正如电影《梦想照进现实》所标榜的前卫一样惹人发笑。
《我的千岁寒》当然有成就，可以看到王朔这些年是想了些事，然而这些“事”显然让王朔更加混乱，而不是走向通透、清澈。这是传说中的“狂禅”吗？不是，这是茅山穿墙术。
相比王朔而言，王小波是具有更高认识水平的人，然而王小波也不是神话。王小波在去世之后，日渐赢得了更大的名声，这种名声对社会正视和理解王小波是有好处的。
王小波出现在１９９０年代无疑意味着时代的进步，然而王小波在生前并没有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这当然从正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窘态和缺陷。
王小波通过自己大量的随笔让读者认识到了他的理性、智慧和幽默，一个冠冕堂皇的评价是：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句大而无当的话对王小波来说，却是准确的。真正的人道主义首先站立在愚昧、权利崇拜、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犬儒主义的对立面，王小波温和地表达着他的尖锐和愤怒，这是一种高级的姿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小波是一个喜欢高姿态的人。一种具有明确立场的人很容易犯一种“过头”的错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小波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干预和指责太多，他的妻子李银河说“人民有低俗的权利”（未必是她的原话），那么，人民有没有愚昧的权利？真正的聪明是什么？我印象很深的一篇随笔是《对中国的罗布代尔式考察》，他在其中嘲讽中国“愚昧”牺牲畜力以有利于人的充分就业。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聪明呢？
王小波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出现王小波，对中国的１９９０年代来说，绝对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进步。王小波式的理性、智慧与幽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王蒙在给王小波小说集作的序中充分肯定了王小波随笔的价值，同时对王小波的小说颇有微辞，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王蒙通过抬举王小波的随笔来贬低他的小说价值。然而，正是这一点，表明了王小波小说的特殊价值，王小波的小说创作是在小说本体的范式中进行的，不同的是王小波在其中用心地融进了许多智慧思考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有时候会伤害小说的艺术成就，但也许王小波更看重的就是他的“思想”。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读者可以体验到一种阅读的快感，而不是阅读的重负。这种快感来自王小波对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承担的不同认识。王小波认为，阅读小说的第一目的是获得消遣，因此小说一定要好看，当然，好看的小说若能够再有用一些就好了，所以他不辞辛苦地在小说中写了许多“常识”，这种常识据说是王小波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深刻思考的结果。
也许，王小波的存在证明了“自由思考”对于我们的可能性。
王小波的小说写作基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小说写作的某种模式，当然也不是什么文本的原创，更多的作品里，王小波改写许多历史故事，并且对这些材料进行绝对的发挥，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为时代写作”的另一种解释。他是不是在为思想而写作？鲁迅在自己的《故事新编》序言里解释了他对这种写作方式的担心，而鲁迅所担心的正是王小波所发挥的。也许鲁迅过于严肃，或者说鲁迅对幽默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以至于看到了它潜在的巨大危险。
王小波在１９９０年代开始自由写作，同时，他又死于１９９０年代。王小波的写作年代正是大众集体感到阵痛的年代，一种巨大的精神解体和价值崩溃带来的精神混乱，使整个１９９０年代如过眼烟云，同时却使１９９０年代令人无限难忘。在一个真正被颠覆的时代，说到底，被颠覆的是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以及其他。那么，身后获得巨大声望的王小波是不是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