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杀手里昂Leon
近期，影院有两部电影正在火热上映，一部是李安的首部3D奇幻巨制《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另一部是冯小刚精心打造的《一九四二》。这两部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改编自文学小说。再加上前几个月争议颇大、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影《白鹿原》，电影与文学改编的关系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其实自电影诞生以来，电影与文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便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法国的艾・菲兹利埃曾经说过:“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文学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
由于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其诞生也不过区区一百多年的历史，因此，“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的问题则相对简单。在西方，电影影响文学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电影-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出现。在1910年代的好莱坞出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在银幕上放映系列影片，日报上随之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发表电影故事。这就是最早的“电影-小说”体裁。那时候，就连法国著名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和玛格丽特·杜拉也都写过不少“电影-小说”。先锋派的追求与大众艺术形式的结合，很好的表明了电影即便是对于那些以超越现实和大众文化为荣的先锋派文学也产生过深远影响。时至今日，“电影-小说”已经发展成为西方文学史中一个羽翼丰满的文学类型，而且拥有自己的广泛读者。然而，在中国，由于当代电影的社会影响日渐萎缩，后电影的开发到近来才引起注意，所以，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实在乏善可陈。
至于“文学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这样的问题，就要复杂的多了。相对于有着明确出生日期的年轻电影艺术而言，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历史要悠久的多了，起码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出现的。在历经了几千年甚至是上万年的文化积淀之后，文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内涵，为人类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有着极强的融合性，能够吸收百家之长为己所用。文学便是其主要的吸收对象。文学不仅在内容上为电影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更为电影在艺术上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深度，确保了作品的文化底蕴。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都是在经典的文学小说中改编而来，最终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在美国奥斯卡84年的历史中，就有22部最佳影片改编自文学小说，占全部影片比例的1/4还要多。这足以说明文学作品对于电影的重要性。同样，在中国，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
在中国电影史上，将大量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期。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当时的中国电影才刚刚进入起步阶段，既没有专业的电影编剧，也没有现成的电影创作题材，一开始只能从舞台戏曲、文明戏和文学小说中寻找素材。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便与着文学有着不解之缘。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为庆祝京剧谭派艺术创始人谭鑫培而拍摄了这部戏曲片。虽然中国第一部电影没有直接改变自文学作品，但是《定军山》是中国传统的戏曲曲目，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这也算是中国电影对于文学作品的一次间接改编了。直到1920年代，文学改编电影成为一股潮流。
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将文学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应该是拍摄于1921年的《红粉骷髅》。这部电影是导演管海峰以一部外国侦探小说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红粉骷髅》的大获成功，使早期的电影人看到了电影和文学“联姻”的美妙前景。而真正推动这种改编潮流的还是郑正秋根据当时鸳鸯蝴蝶派的一部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玉梨魂》。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初在上海流行起来的一个文学流派，该流派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深受当时年轻人的喜欢，发行量特别大。而《玉梨魂》的空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热潮。之后，许多导演纷纷将鸳鸯蝴蝶派小说，比如《空谷兰》、《梅花落》等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都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收益。
除了当时“才子佳人”式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形成改编电影的热潮之外，将古典名著和侠义小说改编而成的古装武侠电影也同样风行一时。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市场刮起了一股古装武侠片的商业浪潮。由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美人计》和民新公司拍摄的《西厢记》分别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和元代杂剧，算是古装武侠片热潮开始时的佼佼者。之后取材于侠义小说的电影如《夜光珠》、《方世玉打擂台》、《儿女英雄传》等武侠片更是推动了这个热潮。然而，真正将改编武侠片推向高潮的是1928年明星公司拍摄的《火烧红莲寺》。这部电影3年拍摄了18集系列，造成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
1920年代的这次文学小说改编电影的热潮，尽管其中不乏大量为了迎合电影市场而产生的粗制滥造的商业行为，许多文学小说都是为了满足观众口味而故意降低艺术品质，失去了文学小说该有的文化内涵。但是，作为中国文学改编电影的第一次尝试，文学还是给拓荒时期的中国电影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将大量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的第二个时期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新时期，被压抑束缚了十年的人们思想逐渐开始获得解放，电影界也正寻求着新的突破。而这时，大量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中国文学不断从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方面进行着自身的发展与提升。这无疑为正处于破冰时期的中国电影提供了广阔的素材与丰富的给养。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片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如《天云山传奇》、《人生》、《野山》、《老井》、《骆驼祥子》、《黄土地》、《红高粱》、《本命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些作品基本涵盖了当时中国电影第三代、第四代以及第五代共三代电影人的创作。与1920年代的那次改编浪潮相比，这次文学改编最显著的特点是从通俗小说转向纯文学小说，而小说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也并不在于情节和故事的离奇性，而在于小说本省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底蕴。这也是为何这一时期的改编电影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第五代导演群体改编的电影更是第一次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电影之林，通过电影让西方了解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民族风俗。在这一点上，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功不可没。
张艺谋的电影与莫言的小说
整个1980年代，在三代导演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电影逐步在世界影坛显露端倪，展现出一种无法阻挡的锋芒。而真正打开中国电影的大门，为西方电影人所认识的还要从1987年张艺谋的那部《红高粱》开始说起。在《红高粱》之前，张艺谋已经在张军钊的电影《一个和八个》以及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中担任过摄影工作。作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张艺谋选择了改编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
小说《红高粱》讲述了抗日战争年代“我爷爷”和“我奶奶”在山东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一边是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边是迸发着原始激情的传奇爱情。整部小说洋溢着丰富饱满的想象，以汪洋恣意之笔全力张扬着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作为一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抗战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严格按照正义/邪恶，善良/丑陋等二元对立结构划分的，故事中塑造的主人公几乎是完美的正义英雄化身。然而，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故事的主人公却打破了传统抗日英雄中“高大全”式的模板形象，他们同时拥有者正义与邪恶的成分，是一群独特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在语言表达上，追求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一切都服从主题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小说重视感觉，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还有对于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
对于改编这样一部具有具有独特视角、内容创新的小说并非易事。毕竟，小说和电影还是两种不同样式的艺术形式。一个注重文字语言，读者通过文字传递的信息进行想象；一个注重影像画面语言，观众借助电影语言获取直接的信息。从文字到影像，需要的是在深刻理解文学小说精髓的前提下对小说的第二次创作。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并没有照搬原著小说中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使得影片的情节线索更加集中，矛盾冲突更加强烈。张艺谋对小说改编最成功之处便在于其对于影片整体构思上的大胆设想。影片中的“颠轿”、“野合”等桥段在张艺谋充满想象力的设置下迸发出极具魅力的华彩乐章。导演特别注意运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唢呐、大鼓、戏曲、民歌等，使影片极具民族风采，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与风俗做出了贡献。而对于小说中那轻描淡写的一片红高粱，张艺谋在电影中更是做了艺术上的夸张，将本来普普通通的高粱染得火红火红，在夕阳的映射下，那片迎风招展的高粱地宛如熊熊燃烧的大火。在电影中，张艺谋不仅将高粱染成红色，更是将高粱酒也变得血红血红，整部影片都以红色影调彰显着生命的激情。张艺谋犹如一位画家一样，在电影这块画布上用红色的墨水尽情挥洒，描绘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影像风格。
张艺谋对莫言的小说进行了艺术上的夸张与创新，但是影片却并没有违背原著小说中的精髓——那种对生命的歌颂。甚至，在电影中，张艺谋通过自己独特的影像风格和构思将这种生命力的张扬发挥得更加淋漓精致。莫言的小说为张艺谋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文学的高度，张艺谋的这部电影使得莫言的这部小说焕发出了第二次生命。我们很难说到底是张艺谋的电影成就了莫言的小说，还是莫言的小说成就了张艺谋的电影。
在当今快餐文化的发展趋势下，一切行为都显得那么的急功近利。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却遭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电影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变得越来越大众化。而文学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线，变得曲高和寡，成为小众艺术。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借助电影这一媒介的传播才能了解某一文学作品，文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电影的“脚注”，电影的热点反过来成为促销文学的一种手段。在中外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文学小说被不同的导演一次次在银幕上进行重新阐释，这最终归之于文学本身艺术性的巨大成功，文学资源始终是电影永不枯竭的创作来源。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时之间，中国流行起“莫言热”，当当网上有关莫言的图书瞬间销售一空。这种由于“诺贝尔效应”而引发的“文学热”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不会太久。只有读者发自内心的喜欢文学，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学氛围，文学才可能昌盛。希望这次的莫言获奖会是中国文学的一次新的起点，毕竟这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件盛事，对于电影界来说也是一件喜事。文学兴，电影兴；文学亡，电影亡。
（原文刊载于《文学报》2012年12月13日，略有删减。）
本页共20段，4389个字符，12966 Byte(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