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毛泽东一再坚持不设“国家主席”？
摘自：顾保孜著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提示：1970年春天，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他与林彪分歧凸现。为何毛泽东一再坚持不设“国家主席”？【阅读《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1970年春天，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他与林彪分歧凸现。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河山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传画依然给人眩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历史都市充满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跻身在长安街滚滚自行车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响……
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 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九大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期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运动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但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1966年11月冤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他林彪莫属了！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他早就不满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相称的状况。出任党的主席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担任国家主席却不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林彪内心惶惶，对自己现有的第二把交椅没有安全感。
据说，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 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会林彪才反应过来，通过回答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让叶群对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此话传进毛泽东耳朵里，但他没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所答非问。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种不受信任、大权旁落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夫人叶群给他提了一个醒：怕是这次又和九大一样，要试探一下你吧？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党中央主席。
这一次是不是试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证明这一次不是试探，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当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又要试探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这个带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没打乱林彪的阵脚，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骤“进军”--这一次他要来一次反试探！
因为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绝不会在1970年77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这个时候拼命推崇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意味着推荐自己担任这一职务。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一意孤行敬请毛泽东“兼任”此职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突然在苏州让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
电话的记录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注1）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意担任国家副主席！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递交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算上上次汪东兴带回的大体意见，这次应该是毛泽东第二次否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如果上次有些含糊其辞，那么这一次应该是毫不含糊的。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毛泽东越发不安，因为这种情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林彪此举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时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渐丰，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
恰在此时，国际风云四起，美国入侵越南的战火不断扩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态势，中国外交斡旋在即，毛泽东在接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了北京。
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引用了历史上三国时期“劝进” 的典故来敲打林彪及其党羽：“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他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周单独谈话，坦明白己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周恩来马上明白，原来他也忽略了“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话的深意。
“不设”--这才是毛泽东最根本最真实的思想和意图！
最后，毛泽东干脆挑明，建议在修改宪法时，直接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让新的宪法中没有设国家主席的章节。
没有了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设”与“不设”就无从谈起。按理，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应该休矣。然而林彪，不服输不放弃。权欲在心中作祟，他不愿死心，仍然一意孤行，再三提议恳请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最后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就达到了目的。
对于林彪的内心，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这几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就连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也是他战争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马。武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开他们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四大金刚”都是跟随林彪南征北战， 一路冲杀过来的生死至交。文有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陈伯达。理论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书叶群更像开了一个夫妻店。叶总是喜欢放大林彪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个屁她马上能演绎成“急性肠炎”。林彪并不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而她却能掌握好林彪必须出面的时刻。她和林彪的心腹们更是亲密无间、 周旋尽至。因为有了叶群这个“润滑油”，林彪团伙越发显得紧密团结，他们铸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团……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
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说，以前高调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还有由衷的成分，那么从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就是放的烟雾弹，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为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开的保卫战。
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背后的苦衷
王贵成/文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从国家制度来讲，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对内对外代表国家，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国家主席只是一个荣誉职务，但是，中国还是应该设立国家主席。然而，从1970年3月8日至8月25日，毛泽东先后七次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且明确表明自己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毛泽东从未明确交代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实际上也根本说不出名正言顺的理由。在没有与其他领导人商量过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要擅自做出这一事关国家领导制度重大变更的决定呢？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是可以理解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1958年底，任职将满一届的毛泽东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第二年，由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在刘少奇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一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彻底打倒了刘少奇。不妨设身处地地替毛泽东想一想，自己曾辞去这个职务，又把继任这一职务的人打倒了，那么，毛泽东还能再主动担任这个职务吗？无论如何，毛泽东是坚决不能当这个国家主席了。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可以让其他人去当啊。最早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想法。这一想法他是在1969年8月和11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及的。毛泽东当时认为国家还是要有个头，而他自己只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这个头在政治局常委中产生。按当时的格局，政治局的人都认为这个头必是林彪无疑。但是到了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读过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一封信后，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明确地对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时隔两三个月，毛泽东的想法为什么变了呢？
中央委员们一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起初，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特别警惕，但是文革主将张春桥、姚文元则慌了，如丧考妣，跑到毛泽东那里，免不了要哭诉一番，如果要设国家主席，那就要恢复文革前的国家体制，造反起家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就会遭到清算，林彪早对“笔杆子”恨之入骨，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党的政治纲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件事了。
毛泽东自然会想起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他大权旁落的处境了。从1959年到文革开始，随着党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相互的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实际上，刘少奇之所以曾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本不在于其担任国家主席这一虚职，而在于其主持中央一线的工作，并做出了成绩，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威望。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头衔可能已经成了毛泽东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如果再设立国家主席，只能是由林彪来担任，而林彪和刘少奇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虽然符合国情民意，但却不符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施政纲领。那样一来，林彪就可能成了第二个刘少奇，刚刚打倒了一个，又产生一个，一向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怎能不担心呢？
更让毛泽东震惊的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得到了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拥护，连汪东兴都拥护，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差点成了孤家寡人。而且，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这表明，林彪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几乎到了一呼百应的地步，这简直就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一定认为问题严重了，联想到林彪在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的理论，毛泽东一下了明白了，林彪在接班后，一定要“给所有被打倒的人平反”，一定会否定自己晚年的革命果实——文化大革命，这太可怕了，也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允许的，林彪必须拿掉。接班人已经拿下了一个，再拿下一个又有何妨！
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国家主席是万万不能设的。所以，毛泽东在第七次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时，雷霆震怒，“大有炸平庐山，让地球停转”之势！“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设国家主席问题就不要再提了，让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确实，中央委员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当时，红太阳的个人权威已经推至登峰造极的境界，他们早被红太阳的龙颜大怒吓坏了。当毛泽东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 这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同时不惜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时，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违心地高呼“万岁”、“坚决照办”。
非但如此，一辈子纵横捭阖的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安在林彪头上，成了林彪的一大罪状，这就是林彪出事后中央文件说的，“设国家主席，是林彪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就这样，林彪的穷途末路在此时已经注定了。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部分所写的那样，“后来据说毛深谙林彪的目的是让中央同意在新宪法中保留国家主席，如果毛坚持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就由他自己担任。真是这样的话，全会开幕前毛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可能是故意告诉林彪，他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并非真的反对设置这个职位。这样，林彪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从中得到鼓励，从而刺激他们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而这就会为他们准备足够的绞索。”
看看，我们的伟大领袖运筹帷幄就是如此地高深莫测，巧妙地利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小事，就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并为彻底打垮他们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我们这些无名鼠辈就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了。
国家主席是国家主权的代表，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对内代表整个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对外代表一个国家和公民全体。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66年至1975年间，由于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
迫害致死，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1975年第二部宪法撤消了对国家主席的设立；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部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副主席。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从1966年到1982年11月的近16年间中国没有国家主席，其中原因是毛泽东在刘少奇之后不愿意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设国家主席？
一是不愿意一个国家两个主席
鉴于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新中国同时出现了两个主席，每到重大节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照片并排登在报上，刘少奇被打倒后，毛泽东嫌国家主席一职礼仪性事务多，不愿自己再任此职。有一次毛泽东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泽东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毛泽东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1）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两个主席的局面，毛泽东打定主意取消国家主席一职。
另外，刘少奇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于1963年带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尼和缅甸等国，当时王光美以一袭合身的旗袍和优雅风采出尽风头， 国外报道中称王光美为中国第一夫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使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十分恼火，曾发问：究竟谁是第一夫人？这也可能是毛泽东反感一个国家两个主席的原因之一。
二是毛泽东对林彪还有点不信任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对林彪始终处于一种既信任又不信任的状态，但总的来说是信任大于不信任。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庐山会议之后，信任的成分变小了。毛泽东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林彪的绝对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流露了他对林彪的怀疑和忧虑。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信中谈到林彪对毛泽东本人的不切实际的赞颂和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助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2）从此信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有所觉察。
毛泽东在1970年3月8日召开的为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作准备的会议上，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因毛泽东多次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所以林彪想只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当然就轮到他这个第二号人物当了。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为设国家主席更是狗急跳墙。毛主席对汪东兴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3）汪东兴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以后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很气愤。”（4）这是指林彪寄希望于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而由自己当。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林彪既然是已经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完全可以接过毛泽东之后的所有权力，为何对国家主席一职如此迫切？原来，在林彪看来，“接班人”只是一种未来的象征，是否能到手还很难讲，林彪曾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5）所以，他们想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一个理想的步骤就是先当上国家主席。毛泽东听到汪东兴的话后，便严肃地对汪东兴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6）汪东兴又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7）毛泽东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8）
毛泽东自己不愿当国家主席，又不愿意一个国家同时出现两个主席，如果设立国家主席而自己又不当，这个位置自然属于林彪了，而毛泽东对林彪已有所察觉，所以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林彪特别强调：“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转。我说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我劝你也不要当。”（9）毛主席劝林彪也不要当这家主席，使林彪大失所望。
至此，1966年到1975年国家主席位置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到1975年干脆在宪法中取消了设立国家主席的规定，直到1982年12月才得以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
权利斗争，不愿被否定。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1958年底，任职将满一届的毛泽东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嫌国家主席一职礼仪性事务多），第二年，由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在刘少奇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一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彻底打倒了刘少奇。不妨设身处地地替毛泽东想一想，自己曾辞去这个职务，又把继任这一职务的人打倒了，那么，毛泽东还能再主动担任这个职务吗？无论如何，毛泽东是坚决不能当这个国家主席了。（毛泽东一直是党的主席）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毛对林彪团伙、江青团伙的图谋应该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扳倒林彪集团前先扳倒其爪牙陈伯达，彰显斗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