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意义非凡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围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
作为会议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带我们回顾这次不寻常的会议，并细细体味那些置身其中的高层领袖无暇关顾的细节……
1
林彪批准在庐山修建飞机场，毛泽东知道后什么也没说
当中共中央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地点后，汪东兴即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开会，布置会务事项，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秘书工作；一是警卫和服务工作。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属两个不同的建制，警卫局属中央办公厅，同时也是公安部的九局；中央警卫团则属总参建制。
196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两单位正式合并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的各局也都改称了处。这样一来，汪东兴成为警卫处的党委书记、处长，同时是中央警卫团的最高首长，但他始终没有挂过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或政委的头衔；原来警卫处的副处长都成了警卫团的副团长或副政委；原来警卫团的团长、政委、副团长或副政委，亦成为警卫处的副处长，以至警卫处除处长汪东兴外，有16位副处长。
机构变动后，原警卫局的警卫一、二处，合并为警卫值班室，下设一科，即中南海科；二科，即钓鱼台科。邬吉成的头衔多了起来，他是警卫处的副处长，警卫团的副团长，警卫值班室的副主任。
在7月2日的会议上，汪东兴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和服务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并特别嘱咐说：到江西后，所有事务只与江西省军区联系，而不要向福州军区打招呼，保卫会议所动用的部队，也只限制在江西省军区内。
会务工作部署完毕，汪东兴就随毛泽东，先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北京具体组织已经开始的会议会务前期准备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王良恩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的政委杨德中。
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
在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他发现上边的山顶正轰隆轰隆地炸石头。汪东兴问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飞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汪东兴觉得，这么大的事，他不该事先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是军委批准的。”程世清答。汪东兴马上追问：“你是什么时间接到的命令？”“前天刚收到。”
汪东兴到施工现场看了一下，见工程已完成了过半。他对程世清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
汪东兴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说他也不清楚。“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泽东吩咐。
周恩来也是在接到汪东兴的询问时，才知道修机场一事。他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乘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
问明情况，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九·一三事件”后，有把修庐山飞机场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对此，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2
江青让他下山了解主席的安全保卫情况，其实主席早已到了庐山水库游泳
林彪上庐山开会，途中的警卫工作中央办公厅警卫部门没有具体管，他们只负责安排了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行程。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分为五个组，于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机场登机。
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组；朱德、叶剑英和陈伯达是第二组；董必武、康生和李作鹏是第三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第四组；第五组的吴法宪、邱会作，也是在同一天离京的。
留在北京没有走的政治局委员有黄永胜、纪登奎，分别负责主持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们是在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后，才和李德生、李先念换班上山的；谢富治则因病请了假始终没有上庐山。
由于九江的飞机场比较小，像伊尔-14、子爵号这样的当时算是大型的飞机，无法在那里降落，所以乘机赴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先到达安徽省的安庆机场，换乘安-24型小飞机，再前往九江机场。负责周恩来警卫的杨德中，把周恩来护送上了庐山后，随即返回北京，主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
第四小组的人都住在钓鱼台，故而邬吉成是随第四小组乘机到的九江。江青上庐山后，住的是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在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
她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毛泽东的行动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吩咐说：“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
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吴法宪当时正在吃西瓜，说：“来，来，来，你也一块儿吃。”邬吉成说：“我哪有你那么逍遥，吴司令。江青同志让我来询问毛主席的行踪。”
吴法宪先是告诉他说：“主席已经上山了，安全没有问题。”随后又说了一声：“我也不知道。”邬吉成立即又折回山上，与警卫值班室联系，那边说：“你下山的时候，主席已经在庐山水库游泳啦。”
因为毛泽东的安全警卫，是汪东兴直接领导，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但邬吉成负责着江青等人的警卫，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理，结果瞎折腾了一通。
3
陈伯达长叹一声：“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
在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造势；在当晚周恩来主持的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上，吴法宪的各组听林彪讲话录音、展开讨论提议得到附和，改变了会议的议程；24日，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部分上当受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25日，产生更为严重影响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发，毛泽东开始反击，制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停发六号简报，要求吴法宪等作检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上述后来众所周知的会议内情，在当时，甚至是邬吉成这样负责核心警卫的人，都未能及时知晓。然而作为一个多次参与党的会议保卫工作的负责干部，邬吉成还是可以凭借蛛丝马迹，感觉到几分反常。
他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因为林彪的突然发言，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使毛泽东不悦。原来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周恩来、康生，都以有材料下发，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数语，把报告给省略了。五常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刘兰荪，看见毛泽东拉着脸，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接着，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周恩来住的编号为“9”的别墅，最初的拥有者是美国传教士苏曼，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调解”国共两党冲突，在蒋介石、周恩来之间穿梭，曾“八上庐山”，都是住的这座别墅。
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每次都开得时间挺长，要求严格警卫，谁也不让进，显得有点紧张。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小范围批评陈伯达。
每当9号别墅的会议结束，周恩来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庐山别名云雾山，在七八月间，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10点，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难辨东西，能见度极低。从9号别墅到庐林一号，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周恩来每次都是乘车往返，为了安全行驶，李钊、邬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马灯，在汽车的前面引路。还有一次夜间11点多，毛泽东要请叶剑英到他那里去，也逢云雾弥漫。这次就是派刘兰荪等同志手提马灯，在轿车前边领的路。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从五位变成了四位。这个明显的变化，在会场负责警卫的干部们一下子就发现了。而就在邬吉成内心感觉惊异并揣度因由之际，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说：“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问：“怎么啦，有什么情况吗？”他想了解更多一点信息，但王良恩并没有更明确的透露：“情况嘛，有些复杂，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
然而，仅从王良恩这个看似没有超出一般警卫的嘱咐中，邬吉成已能体味出陈伯达肯定是有点问题了。但当时的他还想象不到，陈伯达已经从政治顶点一跌到底，他只是意识到对陈伯达的行止要比以往更多加留意。
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要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不再对此发脾气了，以往他总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而且这时他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地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是秘密，大家才想到陈伯达那天的叹息，并非即兴为之，而是含有更深意味。
4
汪东兴深有体会，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情况就有些不妙了
更让邬吉成惊异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的老上级汪东兴也因“受蒙蔽”而犯了错误。
当吴法宪关于放林彪讲话录音、组织小组讨论的提议被采纳后，汪东兴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陈伯达正好也来到这个小组，他做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配合林彪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
陈伯达的蛊惑发言，把小组里绝大多数人的激愤挑了起来。特别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一语，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东兴的热血也沸腾了起来。
汪东兴随之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准备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这个主席。有些相关的谈话，还是让汪东兴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传达的。
可林彪的讲话，陈伯达的煽动，用汪东兴自己的话说，是“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
偏偏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而且还“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刊登了出来”，汪东兴的回忆说这些文字在刊发前，没有拿给他最后过目。
这份简报毛泽东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毛泽东见面就问。“刚看到。”汪东兴还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已经来过了。”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紧接着，毛泽东的口吻严厉了起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毛泽东的批评，使汪东兴的心里非常难受，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他的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邬吉成不久也感受到了。
一天，参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在碰见邬吉成时打招呼，说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庐林一号一些瓷器。她们因工作常在毛泽东身边，与从事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比较熟悉，特意询问邬吉成想不想买一些瓷器，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到庐林一号去挑选。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很有名，邬吉成就到庐林一号王海容、唐闻生那里，买了几个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办公的楼里，就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把他一通好训：“庐林一号那边的工作不归你管，谁叫你跑到那边去的？去干什么了？”
对汪东兴劈头盖脸的指责，邬吉成当时很纳闷。直到后来听说汪东兴在华北小组会议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做了检讨，他才省悟到，汪东兴动肝火大概与当时心情不佳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时，在会议办公驻地的邬吉成，看见叶群带领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四员大将，到美庐探访江青。据说他们是向江青表示敬意的，见面的气氛还算融洽。
邬吉成后来分析，这种政治性的拜访，和庐山会议出现的较量有关；也表明林家和江青的关系非比寻常，直到1971年8月，江青还在《解放军画报》上发表林彪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会议期间出现的较量，以毛泽东把陈伯达先分割出来，进行批判而告一段落。林彪集团对设立国家主席，以使林彪有所“安排”的诉求失败。因为多数人在当时还不曾认识到这后一点，所以会议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下庐山之前，邬吉成和担任警卫的部分干部，去了周恩来的住所，在院子、前厅，和周恩来、邓颖超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下一份永远的纪念”。
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礼堂，应全会的服务人员的请求，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遂乘车离开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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