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07日18:04新浪历史
毛泽东称之为“神仙会”的“庐山会议”,今天的国人,也许知晓一二。然而,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等话的内幕,或许更是鲜为人知了。
毛泽东提出召开的“庐山会议”,原来安排是围绕定下的十三(后又增加到十八个)问题议论一下,好统一全党思想,最后搞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说:“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一大段话:1958年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补课。……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
七月十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意思是: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七月十五日结束。
七月十一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后来李锐也参加了。三个人都对毛泽东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三个人就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
七月十四日,彭德怀针对一九五八年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在谈到一九五八年的工作时写了四个字“有失有得”,把习惯说的“有得有失”中的“失”放在了前面。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的信,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心里话:我们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你这是干嘛呀?也就不自己地说了一句:“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用了四个字:“带着苦笑”。这种“苦笑”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苦笑的意思可能有这样三个:第一个意思是怨彭德怀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能理解他的用意、不会观察形势?问题的症结我毛泽东就不知道吗?可我要的是大局,是团结;第二个是彭德怀这么个脾气,真是拿他没办法,感到无可奈何;第三个是既然这样了,那就随他去吧!
七月十六日,彭德怀的信发了下去,并且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七月十六日,李锐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几天来参加起草会议纪要文件,特疲劳。主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会议已近尾声,但具体的日子还不清楚。原来说是开到16、17号的,今天已经16了,还没有开过大会。”
就在七月十六日上午,毛泽东采纳了“二周一李”〔即周小舟、周惠、李锐〕要“交锋”的建议,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要求当天立即排出一个新表,从第二天起照新表办事。所谓“新表”就是李锐他们的建议,开会讨论的六个组不按地区分,将人员打乱重新组合,只是组长依旧。信中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第二封信是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位部长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信中还问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要来。就这样“神仙会”又延长了“最后一个星期”。
据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神仙会阶段时,我们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以为这次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左’的东西了。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当时,关于1958年的种种问题,我同田家英谈得最多。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神仙会”延长了“最后一个星期”。这是围绕着彭德怀的信“交锋”的“一个星期”。“交锋”情况《庐山会议实录》是这样记的:
一是“左派”挂帅的人攻击《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击周惠。二是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彭德怀的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像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搞经济不是打仗,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以及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是指着毛泽东说的。三是把彭德怀的信提到了路线错误的高度,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就得来一场斗争了。更有传言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四是在小组会上对彭德怀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那里谈了自己的意见,说是现在会议上一个劲儿在泄气,指标是越低越好,大跃进再也搞不起来了。还把李锐、田家英等人到彭德怀和黄克诚那里去的情况也汇报到毛泽东那里。
在与会“神仙”们的相互“交锋”中,“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很快就到了。会议原定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而且两方面的意见仍没有统一起来,毛泽东无法宣布就这样散会,就在延长七天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大会,在这个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就在这天的讲话中,毛泽东说:“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七月二十七日又开了一次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七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委托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去做彭德怀的工作。就在这天一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去谈话,谈了一个上午。对这次谈话,李锐后来说:“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并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是“索性开到月底”的最后一天。但在这最后一天却出现了更大的突变——会议又一次延长并升级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帐。八月二日~十六日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杨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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