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林堂主
来自:晚林堂主(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2013-12-1310:12:00
康有为自《新学伪经考》（1891）与《孔子改制考》（1898）问世，在奠定其学界领袖地位的同时，也卷入了与另一位经学大师廖平的学术纠纷中。百年来，斥责康有为剽窃廖平学术成果的批评层出不穷，使得这一百年前的学术公案仍然有进一步整理清楚晰的必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辟康有为“剽窃廖平说”，力求还此学术公案予历史真面目。
（一）公案的缘起
1890年，康有为晤廖平于广州广雅书局，此前康有为曾阅读过廖平的著作《今古学考》，十分赞赏，引为知己，在这次会晤中，廖平的新作《知圣篇》赠予康有为阅读。数日后，康有为阅完此书，对该书的观点不能很认同，所以写了万言信驳斥廖平“好名鹜外，轻变前说”，并劝廖平应“急当焚毁”。廖平到康有为住处安徽会馆回访康有为，事后廖平称这次回访“两心相协，谈论移晷”，以此看来，这次廖平的回访，使得康有为基本上接受了廖平书中的观点。[注1]
廖平的另一本著作《辟刘篇》，康有为可能也有机会读到，即使康有为没有看过，通过与廖平的会谈，也应当能了解其主旨。《辟刘篇》与《知圣篇》是姐妹篇，二者相互交融，《辟刘篇》是打击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是东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而《知圣篇》是推崇今文经学，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传。
所谓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更是中国跨两千年的一桩公案。西汉时所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根据师传，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到了西汉末，刘歆在秘阁校书时，发现了一批用古文写的书，包括《周礼》、《尚书》、《左氏春秋》等，称为“古文经”。从此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列，在中国历史上两者互有兴衰。
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在会晤廖平之前，仍然尊崇古文经，犹其是非常推崇《周礼》，对于今文经，康有为一度还进行过攻击，康有为自编年谱写其23岁时（1880年）：“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既而自悟其非，焚去。”当时康有为攻击东汉经学家何休的公羊学，但是后来自焚其稿，也说明康有为逐步接受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
对廖平的会晤，对康有为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此问题稍留后议。但是康有为此为完全抛弃古文经学，并且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其弟子梁启超、陈千秋的协助下，就完成了三十万言的《新学伪经考》，并在六年后，又出版《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从表面上看，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的不少观点有相似之处，而廖平的著作在出版时间上，却要晚于康有为的二书，《辟刘篇》出版于1897年，而《知圣篇》则到了1904年才出版。所以当时知道康、廖交往内幕的人，认为康有为的著作，实为剽窃廖平的成果，或者说，康有为新学的来源是廖平的学说。
康有为不仅在书中只字不提廖平的名字，对于剽窃说的指责，也很少有正面的反击，这的确让人倍感狐疑，反倒授人“做贼心虚”的口实。或者康有为是觉得没有进行辩护的必要，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总之，康有为出于何种心态，这是不好说明白的，而我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研究康有为的心理，而是关注公案本身的事实。
（二）康廖异同：外表相似，内核不同
梁启超在提到康有为学术与廖平的差异时，写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注2]
这是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分歧所在。廖平是纯粹的学问家、经学家，自称一生为学“六变”，即学术思想经历六次重大的改变，在近代史上，以长于标新立异而著称，廖平在1888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完成了《辟刘篇》和《知圣篇》，但是却没有急于将自己成果出版成册，此中原因，主要是廖平缺乏政治抱负，同时也缺乏学术勇气。1897年，廖平的《辟刘篇》出版，而仅一年后，即1898年，廖平一改《辟刘篇》与《知圣篇》中的观点，不仅不打击古文经学和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论，反而提出“大统”、“小统”之学，认为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是为小统；以《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是为大统。不仅推翻前论，而且将古文经学的位置凌驾于今文经学之上。梁启超将廖平思想的改变认为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因为1898年正是康有为变法失败之时，所以不排除廖平此时经学思想的变更，与急转直下的政治因素有关，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廖平的经学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经世致用”的思想。
而康有为的学术内核，是着眼于时局政治，其深度与广度，是廖平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套方法。首先是知识结构的不同，康有为除传统经学研究外，“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这点是廖平所无法比拟的。康有为在1885年写成《人类公理》一书，是以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证明法写的，1888年写成《实理公法全书》，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来阐述实理。由是可见，康有为的知识视野是相当广的，其核心是将资本主义的人权、平等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混和体，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将自由平等学说戴上儒学的外衣。成书于1886年与1887年间的《康子内外篇》鼓吹西方政治学说：“地中海水泻而东来，泰西之政教盛行于亚洲必矣。”又对未来做了一番颇有信心的预测：“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最顽固的保守派学者叶德辉曾批评康有为：“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其貌似则孔也，其心则夷也。”[注3]在晚清保守派眼里，华夷之辨是非常的重要，西方国家在他们眼中，也只是“夷”，叶德辉倒是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学术的内核部分，是混和着西方思想学说，仅从这点看，叶德辉倒比指责康有剽窃廖平的人看法要高明一些。
其次，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并非纯粹学术著作，而是其政治抱负的体现，远非廖平似的纯学术的创见。两书一破一立。梁启超对《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巨大影响，作了一番评论：“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晚清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外战争屡战屡败，清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对于儒学传统熏陶下的士大夫阶层与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仍然认为中国的失败仅是在器械的原因，而在礼教纲常的道德领域，仍然抱着趾高气昂的优越感，几千年前的古训，在他们看来，才是至高的真理。虽然晚清许多进步思想家已经陆续将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然而这对保守派的影响几乎是隔靴搔痒，功效甚微。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采取釜底抽薪，将清代学术界最为正统的古文经学的经典斥为伪经，这在以儒学经典立国的清代，无异于一场巨震。《新学伪经考》只是序幕，更大的巨震在《孔子改制考》中爆发，这本书中的孔子，已经不是真实历史中的孔子，而是康有为心目中的孔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写道：“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段既是写孔子，其是无异于写康有为自己的心迹，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布衣改制”的理想与决心。所以康有为的著作，是与时代共浮沉的心声，与廖平相比，具有其不可相比的雄伟气魄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所以，如果从纯粹的学术眼光视之，康有为这两本书破绽百出，多处属于全然臆测，缺乏史料依据，然而却不应当否定其转折一时风气的伟大价值，
所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廖平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与《知圣篇》，虽然在一些观点上，康有为与廖平有着相似的看法，但是这只是表象上的，在内核层面，却是大相径庭。康有为与廖平的相似之处，也不见得就是剽窃廖平的成果，学术上的殊途同归，也并非罕见，这将在后文辨析。
（三）廖平：“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
钱穆是力主康有为剽窃廖平的著作，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钱穆写道：“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又说：“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在此，钱穆似乎将“剽窃”与“受启发”二者混为一谈。作为该学术公案的当事人之一，廖平对康有为是否有“剽窃”之嫌，应该比其他人都要心里有数，而钱穆称廖平“力揭之”，但我们却从廖平的“力揭”中，看不出他认为康有为是剽窃者，相反却有英雄相惜相重的感觉，以下以钱穆所寻的证据作一分析。
1、对外界流言康有为之学剽窃自廖平，廖平如是说：
“又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之谤。……天下之为是说，惟我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且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
以上是廖平致康有为书信一部分，虽然对于康有为绝口不提廖平之名，他颇有微词，但仍指出外界流言康有为是抄袭剽窃者是“向秀之谤”，是“谗间”，并说明两者存在差别，其本人是“详于内”，而康有为是“详于外”，并认为康有为之学“自有之可也”。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廖平本人也非认为康有为是剽窃其作品。
如果说这封信是因为写给康有为本人，廖平可能用词谨慎的话，那么从下面廖平致信友人江叔海的一段话，可以看得更加明白：
“足下谓吾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案：《学考》平分今古，并无此说），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
廖平明确指出，康有为的“崇今摈古”之说，即《新学伪经考》，乃是康有为所“发明”，并非其原著作中所有。廖平这句话，是说予第三者听的，故而可以表明其真实想法，况且廖平为学，最喜标新立异，是颇为自负之人，由此可以认定，廖平作为此桩学术公案的当事人，其立场是很明确的。
2、廖平对康有为的评价
《经话甲篇》卷一：“生公说法，求之顽石，得此大国，益信不孤。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
把康有为称为“儒门之达摩”，这个评价，的确是高得惊人，大有认定其在学术史上不朽地位之意。
《经话甲篇》卷二：“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
廖平用“倚马成书，真绝伦也”一句，实乃发自内心之赞叹。
民国二年廖平《与康长素书》：“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顷，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逼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
廖平以“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来形容康有为所构筑的学术大厦，“得未曾有”这四个字也要关注，正是承认康有为学术中有独创性，才算是“得未曾有”。钱穆对此廖平此书函的解释是：“盖时过境迁，季平已不守旧解，而犹未忘夙恨，故如此云云也。然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则亦一时之遁词。”钱穆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我觉得“巍然大国，逼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这一句，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是廖平承认康有为在学术水平上超越自己，使得自己不得不另辟蹊径；二是廖平以此婉转地回答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指责，因为正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廖平的学说马上随之转变，被梁启超斥为“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廖平此处暗示自己学术思想的变更，并非政治因素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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