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洋·2017-09-07·来源：乌有之乡
庐山会议后半程的毛泽东，优先处理的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问题。然而，这完全改变了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政策由纠“左”变成了反右，九个月纠“左”的成绩因此丧失大半。彭德怀等人横生枝节，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严重扰乱了党的正常工作，对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是难辞其咎的。
在泼到毛泽东身上的污水中，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是最能蛊惑人心的。这个事件包含了传播流行需要的全部要素：彭德怀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帅，毛泽东曾为其写诗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无论一些回忆录还是文学作品中，彭德怀给人的是一副憨厚粗鲁的“猛张飞”形象。这一点在传播中非常重要，从《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西游记》的孙悟空开始，这样的形象就成了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如小燕子、李云龙等。而且彭德怀被打倒了，又加上了最易博得同情的“悲剧”色彩。
彭德怀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大约3000字，演义成上书陈情的“万言书”，他也变成了因“为民请命”而被打倒的悲剧英雄。在攻击污蔑毛泽东的过程中，通过移花接木，最后归结成了“打倒一个人，饿死几千万”的谎言。因此，用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这件事，来抹黑攻击毛泽东最合适不过了。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谎言：在狂热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欲挽狂澜于既倒，无奈被独断专行的毛泽东打倒，无力回天。从而导致了几千万人饿死，中国也进入了黑暗的独裁时代。
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件事成了毛泽东打击功臣、迫害“忠良”的一个铁证。哪怕衷心热爱毛泽东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往往也是三缄其口，多以沉默应对。更有人善意的解释说：两个人都不冷静，特别是彭德怀，不该当着人和毛主席“骂娘”。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因为史料的不完整，“庐山会议”一直披着层层迷雾，但如果细心分析，还是能够从公开的资料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毛泽东传1949—1976》是中央编撰的，庐山会议的过程是清楚可信的。那么，就让我们按照书中的叙述，把这件事情重新捋一遍，尽可能地还原其真正面目吧。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纠“左”已经半年多了，调研、开会、写信、发文件，几乎没有停顿。狠话也说了，好话也说了，错误也认了，责任也领了。效果如何呢？应该说，效果是有的，初步遏止了“左”的思潮，特别是“共产风”刹了不少。但没有实现他的设想，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这和他在战争时期纠“左”完全不能比。那个时候，不听他的，很可能就被敌人消灭，结果是立竿见影的。而现在纠“左”是减少手中的权力，纵然是你毛泽东要求的，也要打折扣的。没有达到目的，他应该是清楚的，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为此，毛泽东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进一步统一认识，总结经验，彻底完成纠“左”。1959年6月28日，他打电话给周恩来，商量庐山会议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的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准备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依然是沿着纠“左”的路子，克服解决工作的缺点和问题。
7月2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并讲话，研究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从这天起，庐山会议正式开始。7月3日起，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讨论。毛泽东没有参加各组讨论，而是或批阅文件印发会议，或找人谈话，了解情况。7月8日，周恩来召集人商量会议文件，确定尽快结束会议。长达一周的松散讨论，一些人的不满和意见尽情表达出来，甚至形成了一定的对立。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开会，这是他在庐山的第二次讲话，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注：指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工人、农民都不赞成了。天津的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带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了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是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透露出庐山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且随着会议时间的延长，争议越来越大。有否定的，有支持的，还有给人乱扣帽子的。会议开这么长的时间，原本是毛泽东让大家到这风景如画的地方，开个“神仙会”，一来把“左”的问题解决好，二来放松放松，算是度个假。因为纠“左”已经进行了九个月，他觉得该结尾了。那想到越讨论问题越多，他不想这样纠缠下去了，这次讲话就是为庐山会议一锤定音，对大会讨论的问题一一做了表态，让大家不要再争论了。
就在讲话的当天，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但起草工作并不顺利，争论很多，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有很尖锐的不同意见。7月13日清晨5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要求加快起草进度。安排说：“七月十三、十四日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道：“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7月14日，《议定记录》写出第一稿，精神是纠“左”。
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重新编组，并把在北京的彭真、陈毅等人调来参加会议，会期也延长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他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还特地问陈云病情如何，是否可以来参加七天会。这么做的原因，是他7月14日收到了彭德怀写来的信，也就是俗称的“万言书”。在收到信一天多之后，也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会议日程的同一天，他批示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彭德怀这次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他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而是个人决定。
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用。
信送出去之后，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可以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的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的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对于写信的原因，彭德怀在7月26日的会上是这样说的：“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13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的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13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15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
彭德怀的信并没有万言，现在网上找到的不知是否完整，只有三千字左右。这封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后又被用来证明毛泽东“独裁”的信，究竟写了什么呢？
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既是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其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
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
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他在列举了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这封信与毛泽东自1958年11月开始纠“左”以来的言论比较，并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甚至话都不如毛泽东说的狠，说的过分。对于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的认识，也是沿用了毛泽东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些话。但出现了一些新的有些“高大上”的词汇，如“政治性”、“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给人的感觉是虚的话多，实用的话少。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是玩起了文字游戏。前面肯定了成绩，后面就是否定：把“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既“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又须“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总的来说，不像是解决问题的，而更像是挑起问题。
彭德怀的信，在小组讨论中，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赞成的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是实际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不少人提出批评，集中在他的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7月20日凌晨，毛泽东听取杨尚昆汇报各小组讨论情况时，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说：“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的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
“他们(指省以下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做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让人家讲嘛，要听人家的意见。”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有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喜欢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毛泽东的讲话，是庐山会议的一个转折，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了反“右”。其实本来二者就是辩证关系，正如毛泽东在7月26日《关于一封信的评论》中说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此后发生的事情，就顺着“反右”发展下去了，揪出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
毛泽东自1958年11月开始纠“左”，庐山会议的主题也是纠“左”，彭德怀的信也是“纠左”，是和毛泽东契合的。按说他写信毛泽东应该很高兴才对，有支持者吗！但为什么实际情况相反呢？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超凡的洞察力，往往让他成为少数派或“孤家寡人”。在红军时期的影视作品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扫视着众人，渴望希望得到支持的眼神。而勇敢站出来支持他的人，自然也就得到他的赏识，在以后的岁月中也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成绩。历史证明，在这些事件中毛泽东是正确的，当时能够认识到正确并支持的人，自然有过人的能力和胆识。加上毛泽东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自然就会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做出更大的成绩。比如林彪、罗荣桓，还有“毛派头子”邓小平，都是这样的人。但这一次彭德怀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说明了他的“反左”，和毛泽东的纠“左”不是一回事，从后来的结果看，是相反的。
彭德怀的“意见书”，被誉为“为民请命”，而他也成为力挽狂澜的悲剧英雄。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中，出来一个人，来阻止“浮夸风”和“共产风”。猛一看，还真有点象的，但稍微一分析，就露出马脚了。如果彭德怀的信和在会议上的言论，不是发生在庐山，不是发生在1959年，而是发生在1958年的9、10月间，那么，无论是否被打倒，彭德怀的英雄形象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前面已经说过，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比起毛泽东纠“左”中的言论，无论那方面都不如。在纠“左”已经成为政治正确、局势已经完全明了的情况下，提出什么“反左”的“万言书”，就有点像鲁迅说的“打死老虎”或“打落水狗”了。或者还不止如此，不仅仅是“装怯作勇”地表现表现，而是别有目的了。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因反对“浮夸风”“共产风”，或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批评，甚至受到错误打击的人并不少。庐山会议纠“左”，让他们愤愤不平的情绪有了发泄的地方，是以会议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很多“左”的人都受到了批判。彭德怀在西北区小组会上，每天都发言，言辞激烈，非常踊跃，俨然成了他们的代表。毛泽东尽管没有参加小组会，但对整体情况还是应该知晓的。
在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的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估产过高。(四)谈到蒋干的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书中这样形容道：谈话的气氛，轻松快乐，无拘无束。
头一天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曾就形势问题提出了警告：对形势问题的认识，实质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想，是不是委婉地劝解某些人呢？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小组会，但对谁和谁言论相近、意见一致，肯定是清楚的。他找这三个人谈话，又说了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说“曹营的事不好办”、“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是让人体谅他的难处，适可而止吧。他知道庐山会议上谁和谁走的近，他的话是可以带给他想带给的人的。
当然，这次谈话内容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过去的工作不满意，希望有人站出来。但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因为7月13日毛泽东清晨五点写信给杨尚昆，要求大会文件14日搞完，15日召开大区书记会议，16日交所有同志，然后散会。所以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是没有时间就一些问题重新讨论的。而事实上，毛泽东在14日接到彭德怀的信之后，经过一天多的思考与调研，于16日作出了会议延期一周等决定，就不在乎时间长短了。这时他可能认为会议达不成一致意见是有隐患的，所以才从重新分组，并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物来。
据彭德怀说，他写信的想法是7月12日有的。而恰恰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了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现在没有资料说，毛泽东让他们告诉彭德怀，如果需要说的话，毛泽东会有指示的。这就不好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向彭德怀说这个谈话？他们不是一个大区的人，小组会上也不会碰到一起。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庐山会议上，隐约已经分成了两派，一些人已经围绕在彭德怀周围。对此毛泽东应该是知道的，他找他们谈话，或许就是想把话传过去。
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并最终成为一次路线斗争，揪出了一个“反党军事联盟”。很多人认为，是彭德怀信中的一句话惹怒了毛泽东，即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即便如戚本禹这样一个被毛泽东打倒，却实事求是地维护毛泽东的人，也是这样的认识。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即便像彭德怀后来自己说的那样，他的信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但从信的内容来讲，实际上是埋着许多钉子的。他所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所以毛主席把它叫做是‘下战书’。田家英后来告诉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是张闻天看后建议彭德怀加上去的。”
这样的说法太不负责，这是把毛泽东比作心胸狭隘的人，同样是抹黑毛泽东。熟悉党史和毛泽东掌故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是史上最宽宏大度的领导人。并且，有军事天才之称的毛泽东，会是一个容易被激怒的人吗？就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做的两件事，证明了并非被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激怒。
一件是7月16日从北京征召上庐山开会的重要人物中，有总参谋长黄克诚。黄克诚是随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他是彭德怀那个“山头”的人？如果毛泽东看到信，被一句话激怒，而准备进行“路线斗争”的话，会把对方的人找来，增加敌人的力量？
另一件事是7月20日，毛泽东听取杨尚昆汇报时，讲了四点意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他做做那些“左派”们的工作，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表明，毛泽东这时的思路还是弥合不同的意见，在庐山会议上解决意见不统一的问题，完全没有进行路线斗争的征象，自然也就不存在被一句话激怒的事。
然而，到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则完全变了调，让人大吃一惊，也就是人们说的那样，从纠“左”变成了“反右”。究竟是什么让毛泽东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呢？张闻天小组会上3个小时的发言，柯庆施等人22日的进言，都不足以让毛泽东下这么大的决心。在20日到22日，一定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震惊的大事，才可能让他做出如此的转变。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各种论述中，总像谜一样，说不清楚。直到戚本禹写的回忆录里，揭出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才算揭开了谜底，能够合理地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之后，就把屋子里面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面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做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做了详细的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中央的“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走出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老是往后面看。大概就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被罗瑞卿发现了。
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
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又把周小舟、周惠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前些年，湖南省委书记周惠写的回忆录里，第一次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周惠所写的情况和当时林克跟我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戚本禹回忆录200页。)
周惠的回忆录在网上搜不到，但有些片段是夹在李锐方面的反击中，说李锐没有告密。事情经过写的不是很清楚，但结合戚本禹的回忆录，可以证实在庐山会议上李锐确实有过“告密”行为的，“告密”的内容自是他们小范围的“秘密会议”。只有真的存在这样一件事，才有可能使毛泽东震怒，从而改变原来的部署，去处理这件紧急而严重的突发事件了。而整体上从纠“左”变为反右，则不过是处理这件事情的副产品罢了。
对于“秘密集会”，既然当时毛泽东没有公之于众，后来就不会有人承认了。彭德怀在自述里没有说，黄克诚在自述里甚至这样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却避免交谈。”连住在一栋房子里的两个人都避免交谈，那几个人的“小会议”更不可能了。不过这表明，他们知道私下开会是不对的。但似乎事实并不是这样，毛泽东讲话后，他们至少还聚会了一次。
在周惠回忆录指责李锐告密后，李锐一方反驳解释说，他们只是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当晚，因为不满才偶然到了一块发议论的。并且李锐去毛泽东那里，是为了替田家英等人背黑锅，主动去承认错误的。这与黄克诚“避免交谈”的话相矛盾，证实了“小会议”的存在，承认了“告密”的事实。一些骂毛泽东的话，想必就是在这“最后一次”“小会议”上出现的。可以理解，计划失败了，不仅目的没达到，还要接受处理，能不气急败坏吗？后来，那些骂毛泽东的话，也变成了抹黑毛泽东的工具。在攻击毛泽东的谣言中，除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外，“有一些诋毁的话”让毛泽东恼火，为了泄私愤才把彭德怀等打倒的。
略懂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大臣私下秘密集会是多严重的事，特别是政治性的活动，被发现的话，往往都会定为“谋反”的。我们看一看庐山会议时这个“秘密会议”的参加人员，就会感到恐怖。握有军队指挥权的彭德怀、黄克诚，原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被毛泽东誉为“明君”的张闻天，地方大员周小舟、周惠，中南海的大秘书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害怕的组合。当然，我绝不相信他们到一起是想撼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绝对会威胁到党的团结，甚至会造成党的分裂。
让我们带着阴暗的心理，来阴谋论一下吧。1958年大跃进时，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在实际工作中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而这些人大都受到批评打击。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就是因为没怎么吹，被说成是插“白旗”的。之前的纠“左”会议，有些是彭德怀参加了的，但没看到他是怎样的态度，应该是没有与众不同的言论，否则会留有记载的。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变得非常活跃起来，言辞激烈，很快就把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汇集起来了。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分成了两派，彭德怀似乎是反对派(称意见派更合适)的领袖。从毛泽东周恩来欲结束会议而不能的情况看，双方的对立争论是非常尖锐的。
在知道小组会要于7月15日结束，大会预计在16日结束，特别是自以为知晓毛泽东心中打算后，彭德怀写了“万言书”。表明他不同意结束会议，他认为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是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呢？“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是明确的，带来的问题正一个个的纠正处理。尽管彭德怀信中说“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但他还是要求“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这种“系统地总结”说辞，实际上就是要清算斗争一些人。
在参加秘密集会的人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最让人诧异的，他们怎么会跟彭德怀搅在一起呢？在大跃进和纠“左”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派他们到地方做调查，并要求他们实事求是。他们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对毛泽东的指示想法知道的最详细，对地方上的浮夸风、说假话看不过，自然就提出批评反对。地方上的人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只有抵制和排斥，因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揭竿而起”，成为“意见派的旗手”后，他们就很容易跑过去了。对此毛泽东是清楚的，所以李锐告密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各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但毛泽东说“他们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
彭德怀写“万言书”，应该跟他们三个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是毛泽东的秘书，知道毛泽东当时是怎样想的，知道毛泽东忧心的事情，也知道五八年的“两风”造成的危害。当他们和彭德怀等人开小会的时候，肯定会把知道的毛泽东的想法说出来。这或许就让人产生了某种想法，以为有利可图，等毛泽东和周小舟三人谈话后，更认为时机成熟，用彭德怀的话说“还要冲一冲”，才写了那封信。
以彭德怀的名义写信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地位别人不能比，谁都知道彭德怀是个“粗人”，纵然真的“冲”错了，也很好解释过关。正如后来受批评时他说的，“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可以说，他们这样做，风险是很低的。
诚然，也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毛泽东收到信后，只是笑了笑(网上说的，不知真假)。如果没有以后的事情发生，毛泽东真的会一笑而过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信不是私下里给毛泽东的建议，而是要“系统地总结”的开始，是打前站的。这个“总结”，在7月21日，就由“党的理论家”张闻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在小组会上作了。彭德怀在前面冲锋，张闻天在后提供“理论支持”，“知道真相”的几个人摇旗呐喊，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跟着“起哄”。或许现在我们还能想象的到，此时的庐山是多么的“热闹”，平静的表面下暗潮涌动。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警觉，李锐的“告密”，证实了这些不是自发的个人行为，而是有预谋的团队行动。这和批评“提意见”，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及时处置，有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毛泽东1966年引述陈独秀的话，被作为他自己说的，成了他容许“山头”的证词，更成了一些人“结党营私”的掩护。实际上，毛泽东重复陈独秀的话，更多的是面对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发出的无奈感叹。尽管建国后他防微杜渐，非常注意防止“宗派团体”的出现，避免因此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山头”还是普遍地存在。战争年代，组织作战，建设根据地，都需要一个团队配合，而实战中自然组合起来的成功团队，是不能随便解散的。因此自然形成的“山头”，一直存在于党内。建国之后，毛泽东对此的原则，是压缩控制以至逐渐消失。但对于新形成的“小团体”，却是难以容忍的，处理起来也是非常严厉的。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知道，“党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可以说，汉朝、唐朝、明朝，都是因为“党争”而最终灭亡的。所以他对此一直是十分警惕的，一旦发生，处理起来毫不手软，露头就坚决打掉。早在1955年，他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就很严厉的指出：“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劳，不管你有多么亲近，毛泽东都会坚决处理，这是他的一个底线。意见不一致，可以在会议上公开表达，不能私下里搞小动作，不能串联拉帮结派，不能开小会商量好后再到大会上一起发力。显然彭德怀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毛泽东的底线，被处理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毛泽东是十分宽容的，只说他们犯了“路线错误”，只是“意见”不一致，而“私德”不亏，这样将来有机会就可以翻案。这和《红楼梦》里晴雯撵坠儿一样，只说她懒，不说她偷东西。试想，如果庐山会议时就把彭德怀私下开小会的事公布出来，还会有人借此攻击污蔑毛泽东吗？
如果按照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进行所谓的“系统性总结”，无疑会引起党的混乱，甚至分裂。因为“总结”之后，必然要对错误追责，毛泽东已经几次承认了的错误，大不了再承认一次，他的地位是没人奢想撼动的。而其他的人可能就要动动了，比如刘少奇邓小平，还有一大批日夜工作在工农业第一线的人。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很难具体说是谁的责任，它是一个上下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复杂过程。如若要一一追责，肯定会出现严重的混乱。
1959的庐山会议和1957年的大鸣大放差不多，都是事与愿违，走着走着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用毛泽东的话说，纠“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现在发生了危害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右倾机会主义，意味着纠“左”是否矫枉过正了？存在眼前的危险时，谁都会优先处理的。庐山会议后半程的毛泽东，优先处理的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问题。然而，这完全改变了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政策由纠“左”变成了反右，九个月纠“左”的成绩因此丧失大半。彭德怀等人横生枝节，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严重扰乱了党的正常工作，对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是难辞其咎的。
在彭德怀的问题中，“里通外国”是一个“罪状”，只不过是私下里的，没有正式文件资料证实。但从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结果来看，貌似不包含“里通外国”的罪，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肯定会更严重。应该是事出有因，并且和中苏两国的矛盾赶到了一块。就在庐山会议期间，陈毅报告说苏联使馆武官欲搞策反，毛泽东不在意地说，苏联搞策反也不是一次了。在彭德怀问题上提出“里通外国”，更多的是防微杜渐，不是打倒他的主因。
完全可以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是有充分理由的，绝没有冤枉他们。只给他们戴一个“路线错误”的帽子，应该是宽宏大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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