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3年第2期，作者：晓农
林彪三番五次闹着去打游击，彭德怀在东渡黄河问题上过于慎重拖延了时间，毛泽东对此极不高兴。
直罗镇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决心。可是，战斗的硝烟方散，身为红一军团主帅的林彪，却三番五次闹着要去陕西打游击。12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不移之决心，一周来虽数次向军委请示，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成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继而，于是月12日、15日、18日三次致电中央，力持己见。
作为红军数得着的主将，林彪这么一闹，还真让中央挠头。毛泽东想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林彪与彭德怀的关系甚好，便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彭德怀，请他出面做林彪的思想工作，打消林去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电报中明确指出：“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去陕南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还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给彭德怀去电：“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游击战争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的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有分歧，中央认为有当说明之必要。”
彭德怀在接连两次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是否找林彪做了说服工作，这方面的情况不得而知。只是直到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开过之后，林彪仍旧向中央软磨硬缠，致电中央：“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去陕南打游击。”毛泽东接了电报，颇为恼火，估计彭德怀一定没有找林彪，马上联系到彭德怀对陕北的看法。彭曾在一次会上讲到：“陕北只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不能容纳大的红军，因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若向南发展要好得多，不过要同东北军打仗。”想到这一点，毛泽东认为不能寄望彭德怀去说服林彪了，决计采取另外的措施。12月29日23时，中央向林彪发出最后通牒：“接电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代理。”
林彪终究顶不住中央的千钧雷霆，于1936年1月4日赶到延安，住了10余天。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说服教育下，遂打消了去陕南打游击的念头，回到一军团准备渡河东征。
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征战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彭在拥护中央决定并积极执行的基础上，内心又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黄河，因为这时候的红军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加起来才一万三千余人，真是宝贵得很，再也损失不起了；二是渡过黄河后，如果蒋军大举增援，红军能否安全撤回？对于这两点，彭德怀认为“这是一点也不能大意的”。他除了几次复电向中央说明上述顾虑，又亲自带着侦察队伍，携带电台，来到无定河口，在上下游几十里的地方，用了7天时间详细勘察各个渡口的情况。
可是彭德怀不曾料到，他这种以求万无一失的稳重做法，引起毛泽东的极为不满。毛曾带气地对张闻天说：“他(指彭德怀)求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是个操之过急的“运动战”，对彭德怀发动、指挥这一战役的动机有所疑虑。
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的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的“百团大战”，是在我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八路军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组织进行的。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移到华北，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三光”为特征的“扫荡”，特别是对晋东南实行“囚笼政策”，使华北根据地的形势极为严峻。可是，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后，兵力分散，交通线空虚，部分城镇的守备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对我有利的战机。这些都是促使彭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半月，我方投入105个团20万兵力，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共毙伤日军20600余人，伪军5100余人，生俘日军281人，缴获各种枪支6千余，火炮60多门，飞机6架，破坏铁路480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拔除日伪据点2900多个，摧毁了大批伪政权，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发表公报承认“损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渐渐显露出来。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华东、华中增调几个师团，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实行疯狂的报复；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尤其指挥上的失误，使129师的伤亡大大超过预计数目。
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比别人更高一筹。虽然战役获胜的初期，他曾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彭德怀去过一封贺电，讲到：“百团大战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而在其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几个不利方面，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已呈报中央军委，但未等中央军委批准，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有一个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对日作战战略，依然是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也不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与他注重保存我军实力，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八路军总部于7月初上报的作战计划，是投放兵力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是破袭正太路，其次是破坏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后来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达到105个团。以几近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这么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毛泽东很不希望的。
还有一个战略全局的高瞻远瞩问题。促使彭发动“百团大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日军进攻方向有错误的估计。本来日军的进攻方向是中原和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以有利于太平洋战争。而彭德怀认为日军要进攻西安，担心敌军切断延安与西南区域的联系，成了一种不必要的顾虑。毛泽东后来深深地意识到：如果彭德怀不那么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或等到日军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之后，兵力更为分散时，举行这个百团大战，其战果、意义将大得多，我方的损失则要少得多。综上所述，毛泽东不由对彭德怀发动这一战役的动机，发生了某种怀疑，认为彭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总之，“百团大战”在毛泽东的脑子里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彭德怀因抗美援朝与高岗多次接触，对高怀有好感，和高谈论过一些中央领导的是非。后对“高饶问题”有所察觉，但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事后，彭被毛泽东看成“高饶司令部”的人，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
粉碎高岗、饶漱石集团的反党分裂活动，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1952年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权欲熏心，对中央给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满足。出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急剧膨胀，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大肆攻击刘少奇、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小组织派别活动。高岗还利用各种场合，散布“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划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颠倒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还反对党内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有目的地进行拉拢活动，为能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铺平道路。
自1953年12月起，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是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这一讲话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时过不久———1954年2月上旬，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会议并作全会报告。针对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刘少奇在报告中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真正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都作了发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按说彭德怀是不沾边的。前一段时间，他身在朝鲜战场，回国后也全身心地扑在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上。然而在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眼里，特别是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应该算“另一个司令部”的人。虽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并未涉及到彭德怀，但在中央相当部分领导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以至于到了庐山会议，柯庆施、陈伯达等人，竟然公开指责彭德怀“充当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应该说柯庆施、陈伯达这些人对彭德怀的攻击，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他们掌握到了一定的实际情况。彭德怀与高岗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事情牵涉到东北。这样一来，两人的接触自然较多。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亲自去过两次朝鲜，这让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高岗也把拉拢的目光锁定在彭德怀身上，有意识地与之搞好关系。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高岗利用了。至于饶漱石，彭德怀过去没有与他共过事，素无交往。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治病，正好饶漱石也在医院治疗眼睛，两人免不了有较多的接触，相处得甚为融洽。
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有所暴露后，彭德怀仍无察觉，直到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他才感觉到情况的严重。1953年12月上旬，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而军委正在召开全军高干会议，主持会议的彭德怀打算会议一结束，就向中央反映，报告与高岗接触的情况。没想到被繁忙的事务一拖，就捱到了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到这时候，彭德怀报告也好，揭露也好，不但成了马后炮，还被毛泽东看成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
公正地讲，彭德怀在高饶问题上有其缺点和错误，这就是被高岗利用和察觉苗头后未及时向中央反映。但由此把彭当作“高饶司令部”的人，甚至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就真是冤枉他了。难怪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听到柯庆施等人的指责后，气得撕飞了上衣的一颗扣子，喝问：“我什么时候跟高饶搞在一起了？”
毛泽东把彭德怀写给自己的信，看成是“下战书”，大加挞伐。林彪、康生等人乘机翻出陈年老账，彭德怀气得“骂娘二十天”，厄运从此开始。
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的多次误会，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意见书”的突然光火。
所谓的“意见书”，是彭德怀于1959年7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信写好后，彭德怀几经阅看、修改，才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在信封上写了“毛主席亲收”几字，才坦然而坚定地对参谋说：“你马上送到主席那里。”这天是7月14日中午。
彭德怀在这封后来被称作“万言书”的信件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又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他深知在一些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当中，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现象有所察觉和担心，但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未上山，只有自己来讲了。
信送走的当天，吃过晚饭，彭德怀如释重负般地迈着轻松步子去看电影。参谋王承光、景希珍等工作人员都为他少见的愉悦心情而高兴。
7月15日上午，中央办公厅发下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彭德怀看了通知后，掠过一丝激动，思忖着：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接到了信，要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看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李锐问：“您有什么看法？”周轻松地回道：“那不会有什么吧。”
令彭德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会议上，他看到自己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彭德怀的情绪立即坠人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
然而，开弓没得回头箭！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
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账。彭德怀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的高度批斥彭德怀：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大海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
毛泽东讲话之后，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等文件。从这天起，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两人之间基本上是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并不是所谓“三七开”。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也予以认同。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即将到大西南“三线”任职的彭德怀时，讲话中诚恳地说到：“对你应该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立三路线时，三军团有人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一言为定。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你、朱德、黄公略，你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还发表了宣言，反对‘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有抗美援朝，都是有功绩的。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认一切呢？”
是的，毛泽东以上的恳切之言，才是他与彭德怀之间关系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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