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单一的文明模式，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现代文明来。因为地理环境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古埃及、巴比伦、希腊、以色列等文明可以以各种方式交融渗透，甚至包括流血的方式，终于得以产生近代文明。而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这种交融渗透扩展到世界范围，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文明。而中国、印度的文明囿于地理条件以及交流手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更为封闭的玛雅文明，终于下落不明地失灭了。恰如最近发现的四川三星堆文化一样。
在海洋文明到来之前，两种制度、两个民族族互相间的纠缠与争斗成为了中国古代史的一条主线。那是狼文化与羊文明之间的一组悠长且带着血腥气的交响。有趣的是，中原人掌握了更多的话语与著史权，因而，在后来的书卷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草原文明的野蛮与疯狂，与此相反，我们读到更多的是汉民族文明的懦弱、宽容与同化力。
自汉民族发明文字后，即开始了对来自北边部落人种，语言上的歧视。很阿Q，也很无奈。
商朝那会儿，没有纸，我们的祖先们就用利器在乌龟壳背上，狠狠地给了那些每到冬季都挥师南抢的草原人一个名称--鬼方。到了殷纣年间叫对方的名字就更难听了，先是混夷，后来干脆就是獯鬻了，与称呼其他低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之中的愤怒与歧视，一目了然。
周朝姬家拿下江山之后，在文字上做了调整，早期叫北方游牧民族为猃狁，到了孔子能够认字的时候，刻在木板之上那些敏于行讷于言的人类，开始被缩减为一些有名无姓的字，先是叫人家为戎、后来叫狄，最后叫胡了。
到了大汉，刘姓家族执政时，从高祖刘邦开始，马上打不过人家，就在文字上歧视对方，明明当面天天要看人家单于大人的脸过日子，背后却令史官们把人家唤做匈奴，好象真的这么一叫，你就是主，人家就是奴了，可事实却是，有高度文明的主人常常被那些只会用军刀与马鞭说话的奴隶们整治得不是今天凑钱进贡就是明天嫁女和亲，最后竟成了一种制度，极是丢脸。
几千年来，真让汉人长吐一口窝囊之气的还是卫青、霍去病那对兄弟，终于没有像祖先那样，长年缩在长城后边，随时丢下百姓实行战略上的转移或撤退，汉人的军队历史性地冲出了阴山，兵锋卷至草原深处。
到了汉献帝年间，曹操他老人家，南边带着张辽、于禁和刘备、孙权周旋，北边领着乐进、徐晃和北边那帮子草原人作战，除了有愧于蔡家的才女文姬之外，还是很让读史的汉人内心畅快的。毕竟，进贡求和的不再是常年用镰刀的汉民，而是那些终年挥舞着马刀的牧民了。只此一点，老曹，孟德就应在汉史上被记上光彩的一笔。
之后的历史就很不堪了，除了长江以南的汉人算是维持了一点体面之外，匈奴的后人们干脆在把南边的汉人赶得东逃西窜，七零八落，汉政不再。
汉人再次扬眉之际，已是大唐年间了。李世民与毛泽东最大的区别在于，李氏兄弟不但能马上打下一片江山来，下了马，坐在勤政殿里统治着万民，亦是令前后安居左右乐业，一派升平之景。与当年的秦王相比，搞经济方面，后来的主席老人家水平确实低了许多。人类第一次的国际化浪潮应该确认于唐朝的贞观年间。那时，东方的长安，满大街都是到中国讨食的老外，当时的汉语绝对是今天的英语。来自北京的游牧民族，在那时的汉字上，得到的称呼并没有好多少，从匈奴变为了鲜卑了，虽是性别有异，但对方的家庭地位依然不是奴，就是卑，终究还是歧视。
再后来，是突厥、女真，直至一个震撼整个人类历史的部落横空出世，蒙古的朝代开始了。
从汉语的深层文意上理解，蒙古两字拆开来，很是歧视。先说“蒙”字，有三解，一为昏迷，暂时失去知觉；二为欺骗或哄骗；三为无知与浅薄。“古”字就更不必说了，明摆着就是原始、落后，与现代不入。总之，细想起来，当年给草原文明起名的汉人，居心不良是可以理解的。后来蒙古人平了南宋取下江山后，有高人指点，国号为元，中央政府所在地被改为大都。元朝，从汉语的原意上，实有天下自此开朝之意。
那以后，直至今天，汉语里对北方草原人的称谓，均无挪变。要找出其中的变化的话，就是蒋介石手下的宋子文与斯大林身边的莫洛托夫把原先的那个蒙古悄悄地一分为二了。由自然辩证法上看，很哲学，但从民族大义上讲，有点残酷。今天的内蒙呼、包、颚的文明圈已是汉人一统的天下了。
当年那些横扫欧亚的血性，到底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寻来找去后，终于探到了当中的奥秘，一代英豪铁木真的精神早已不在，到了他不争气的子孙顺帝之后，整个草原被一种奇怪的东西给弱化了，这个东西就叫藏传佛教。
当游客在草原深处的武当召转上一圈，当他们手中的镜头捕捉到喇嘛及上层行政官员们进修的学院课程表时，马上就会意识到，用军刀和骏马组成的铁骑，将被佛教里的禁杀与禁欲悄然地淹没。随着草原上的血性，退化为一片文明的教义，蒙古人震憾世界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一般情况下，在我国境内，通常把注入内海或者湖泊的河流叫河。例如：黄河，注入渤海叫河；辽河，注入渤海叫河；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也叫河，等等。而通常把注入外海或大洋的河流叫江。例如：长江注入黄海，叫江；珠江，注入南海叫江，等等。我们也可看一下其它的河流：黑龙江，珠江，乌苏里江，怒江，萨尔温江，钱塘江，雅鲁藏布江……
当然，中国大陆的河流名称有这个特点，而习惯上，把我国岛屿上的河流，无论其注入哪里，都叫河或溪，例如：万泉河，浊水溪，大甲溪等。
而对于外国的河流，无论其长短，是注入内海、湖泊，还是外海、大洋，一般情况下都叫河。例如：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圣劳仑斯河，拉普拉塔河，……即便注入大洋，但仍叫河。在外国的河流，叫江的极少。即使有，也与我国有关，例如：黑龙江，图们江，乌苏里江，怒江……而外国的河流，唯有朝鲜半岛的河流叫江，其原因是在很长时间内，它是中国的藩国，向中国纳贡，与中国关系密切。
究其原因，源自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观念：世界的中心是中国，中国为正统，面积最大且最富有，而其它诸国均为番邦、蛮夷，微不足道，这就导致人们认为他们的河流也短，只能流入小的湖泊或内海。当然，这只代表古代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不代表当今中国人的观点。
古代“江”的最初本义是指：长江，如同“河”是指黄河。后来才演变为河流的通称。变成通称之后，北方只用"河"，北方的"什么什么江"一定是很晚才有的(汉语)名字。所以北方的河有大有小。南方用"江"兼用"河"，所以南方的大河流叫"江"，小河流叫"河"。
文明，是相对于野蛮、原始和自然生活方式而言的，意指稳定、舒适、组织化和制度（规则）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因此，文明就是要建立起能够抵御自然变化风险和自然界危险的生活方式。
能够建立起文明的，远离自然界风险和危险的，当然要属农业（既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社会生活方式）。农业本身是在相对的稳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地理条件是有良好的灌溉条件，适合于粮食植物的生长的肥沃土地。农业，首先建立在植物和动物驯化的基础上，其次是人的驯化（脱离自然野蛮的生活方式）。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就是文明的起源。其次，农业生产需要相关气候的知识、种植的技艺和生产经验，农业生产也就促进了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发展出生产文明。再次，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需要并发展出了财产制度，人与人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需要社会分工与合作（灌溉工程），从而发展出社会组织，尤其是等级制社会组织和制度（规则）文明（交易和政治文明）。最后，奢侈生活也是文明的要素，而农业社会更容易产生“剩余”价值，通过不断成熟的税赋制度统治者更容易剥夺其社会成员的创造的财富，建立起其它文明来访者羡慕的文明生活（给其富裕的东方的印象）。
文明是人类应对自然挑战的结果。相对于农业生活而言，森林中的狩猎和海洋河湖地区的渔猎生活更原始。在动物和渔类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人类，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就可满足原始野蛮生活的需要，因而不需要创造出新的技艺，不需要和不能积累财富，从而其文明就保持在原始野蛮状态。文明后发达的西北欧是如此，大发现前的美洲更是如此。游牧文明，虽然是在动物驯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游牧文明仍然保持了逐水草而居的随自然变化而变动生活场所的原始生活方式，不可能发展出（土地）财产制度和高度组织化的文明生活。所以，森林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而言，都比较原始和野蛮，缺乏社会等级而人与人之间关系更独立和更平等。
在农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与其它文明的结合处，很容易发展出商业文明。这是统治者追求多样化奢侈生活，农业文明与其它文明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同时也是贫瘠地区的文明的生存需要。作为商业文明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这样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要素可能最早产生于游牧文明，因为其在不同文明地区流动性的方便和自身的需要（农业社会内部可以做到基本自给给足）。希腊人原来是野蛮的游牧民族，由气候变化（小冰期）从欧亚大草原南移而来。因此，希腊人成为商业民族，发展出商业文明，是因为其本身就有商业因素，同时希腊地区比较贫瘠。地中海东岸的悠久的农业文明，地中海方便的运输条件，成就了辉煌的希腊商业文明。商业文明，需要比农业文明更严密的财产制度，更多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平等与公平的社会交往（交易）规则，更多的国际交往技术，地中海的商业文明也更需要天文地理科学知识。由于源于野蛮，没有农业社会的等级制度，因此民主政治、自由经济（交易）和科学在希腊文明发展起来，并在后来的商业文明中发展壮大。
在各类文明中，虽然农业文明的组织和制度文明最悠久，但农业文明的始终摆脱不了被其它文明，游牧文明和后来的森林、海洋文明掠夺和统治的命运。其原因有很多，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农业文明本身。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以及终生从事于劳动工作，他们早忘记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农业生产，本身会伤害人的体质。狩猎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猎人和牧人的劳动，本身可强身健体，且他们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所以，农业民族的文明战士在战场上，体力和意志均不敌野蛮民族，除非人数悬殊，战败在所难免。所以，农业文明社会，常受游牧和森林等野蛮民族的抢掠之害，更痛苦者还会被这种落后民族所统治。农业文明多为专制的，社会虽然组织化制度高，但社会根本上是分裂的。国家是统治者的，被统治者普遍处于受奴役状态。在对外战争中，游牧民族，野蛮民族和商业化民族的战士，可通过战争的胜利获得荣耀和财物，包括奴隶。因此，这些民族不仅全民皆战士，而且喜欢战争。而农业社会，一切荣耀、战利品（土地、财宝和奴隶）归统治者（国家），胜利之后战士和民众虽然可侥幸活命，摆脱异族杀戮和统治，但仍然处于奴役状态，甚至负担更重（统治者要表示对战败者的宽大和怀柔时）。有时候，本民族统治者的统治，比异族统治更不人道，更严酷。所以，农业帝国往往看似强大，但常常不堪一击。几十万的满清战士，便可取得有着亿万兆民的明朝，就是如此。
相对森林、海洋民族等半定居文明而言，游牧民族更少组织性和更多的部落性，一旦有英雄将他们凝聚起来，对文明（农业和商业）的危害性更大。他们不需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财富和制度，因此他们的文明也不会进步和扩展。而定居和半定居的森林民族和海洋民族则不同，一旦与组织性更强的、民主政治的商业文明结合，其力量不仅会比农业文明强大，而且比游牧文明的组织性更持久，更能扩展（如今则扩展到全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因此，野蛮的森林和海洋文明，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力量。而农业文明是阴柔的，具有腐蚀生命和野蛮的作用。农业社会是自足的，没有外力其历史是停滞的，虽然文明是悠久的。但是，游牧民族和专制性的野蛮民族，占领并统治农业文明后，往往会被农业文明同化。因为，农业文明原先的统治者的生活是奢侈的，腐化堕落的；农业文明的久被奴役和驯化的民众，是缺乏反抗意志的，一旦反抗意志被消灭后，是非常容易统治的。这使得野蛮的异族统治者很快被腐化，其野蛮精神也逐渐消失。所以，占领农业文明的异族多被同化。因此农业文明若不被毁灭的话，就能得以长久保持。
农业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有着相同的宿命，即经常被野蛮民族和商业民族掠夺、侵略和统治。但农业文明又有着不同的命运，其中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农业文明，早灭亡了；只有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还在，而且只有中国这个悠久的文明仍然以原来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为主。其原因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不同，而且也在于所遭遇的异族文明也不同。古埃及文明，起先可能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侵掠而力量被消弱，后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东征中被消灭，为托密勒所统治。托密勒和希腊统治者成了埃及的坐寇，很快被腐化。因此，又被强势的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帝国所统治，成为其附属国。最后，在罗马帝国衰弱后（文明越久就越腐化和衰弱），又被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印度文明，最早也被从欧亚大草原来的雅利安人所占领和统治，这个很早就来到的雅利安人，缺乏商业文明因素，在农业民族的废墟上过着安逸的万世不变的统治生活（种姓制度，低等级种姓就是原来的土著农业民族），因此现在的印度虽然土著民族还在，但文明早就不是原来的印度文明了。反而那强化异族统治的宗教，成了人们对印度文明的历史记忆和认同。
两河农业文明规模太小，虽然在其它文明弱小时曾经强盛一时，但很早就成为其它文明帝国的一部分而被灭亡。而同是农业文明的华夏文明，却能保持到如今。其重要原因在于，华夏文明在地理上与组织性较强的、具有扩张性的商业文明因素的其它文明相隔离，与之对垒的主要是人口规模相对小得多、组织性不强（制度文明落后）的草原游牧民族。因此，即使屡被非农业的游牧民族侵略和统治，但总是能同化作为统治者的异族。越往后，随着印度的佛教的传入，由于税赋体系的越成熟（统治者越容易掠取剩余价值），由于主体民族的反抗意志越薄弱（大多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活命哲学），这个农业社会的主体民族越容易统治，作为统治的异族也越容易被同化或腐蚀。当然，来自野蛮的异族的征服和统治，也为这古老的文明注入了新生的因素和生命。否则，五千年就是死气沉沉了。
古代亚非文明也被称为大河文明(River Civilization)
古代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古代居民很早便在这些地区生产劳动，生息繁衍，所以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这些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这些亚非文明古国，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并表现出自己的文明特征。
大河文明与农业文明
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在原始农业出现后，人类便逐渐定居下来，聚落成一个个村社。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广袤无垠西亚的土地上便有原始农业出现。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的不同，大河流域的物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所差异。
大河文明与农业灌溉
东方村社居民建库蓄水，挖沟修渠，灌溉排涝。北非的尼罗河定期泛滥，埃及人的灌溉农业特别发达。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时涨时落，来势凶猛，常常泛滥成灾，两河流域的居民需要修筑堤坝沟渠来蓄水排涝，才能耕种收获。
村社的管理形式
村社里的居民很少与外界交往。他们共同祭神拜物，由年长者管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宗法制是中国古代村社的管理形式，这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村社的世系以父系计算，宗族主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中央集权的形式
在大河流域，疆域辽阔，农田灌溉常常需要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东方的文明古国，大都建立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但其运作方式各有特色。埃及的法老统治，古巴比伦君主统治十分严密，而古印度实行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中国的皇帝专权。
游牧人常年维持清贫生活。一壶酥油茶、青稞酒、一碗青稞炒面，是长期的饮食结构；一件羊皮祆，白日当衣穿，夜里作被盖；一顶帐篷是全部家产，成年累月在高寒草原与牛羊为伴。世人认为其苦不堪忍受，而牧人却视为正常生活。而且，这并不是低贱人的生活，它是整个部落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人们心甘情愿维持普遍的清贫生活，并不刻意追求财富，过奢侈生活。这已成为做人的准则，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人们说：“男人节制是智人，女人节制是贤女，大官节制是伟人。”在藏区，一个部落所属的地域，其一切资源和生物（草山、泉水、土地、家畜、野生动物）都被认为归自然所有，而使用权归该领域一切生物，包括人和其他动物。因此，人们得到任何财富或收获，他要与周围人、周围的动物均等分配。“露水大的一点东西分着吃，针尖大的一点活儿一起干。幸福与快乐若降临，共同享受无偏私。”打猎时，猎人捕获了猎物后，在他未拿回家向神佛、向家人、向邻居分配前，任何一个外来人首先看见了猎物，猎人便要与其平分。如果是众人集体狩猎，那么，获得猎物众人平分。以后，别人获取了猎物，也照此分配。
一、 中国文化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农耕民族纷纷北上开垦农田。
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移民实边”，主要是把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民屯等，其中就会将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但是，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区了。这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游牧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者在内，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3.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草场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
4.历史上自然的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两大经济文化区系形成的文化因素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布格局是十分鲜明的，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即认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或“生态环境”是产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时，却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客观的因素或非人为的因素，否则，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其基本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中有关人的因素，也就是人类“文化”方面的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都注意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认为中国与西欧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制度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西欧封建时代，农业耕作方式是田草结合、农牧结合，而中国则是单一的粮食种植业。也就是说，中西农业文化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的农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单一的种植业文化。种植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没有能够有效地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实际上的分离状态，二者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与斗争，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与这种经济类型间的分离状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上述两种经济类型间的有机的结合，我们认为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外，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是形成农牧分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中原地区是整个农耕民族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对于周边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发达、先进的优势地位，因此，也就产生了以中原和周边相对立的思想观念：中原为本，周边为末，中原代表先进、文明，而周边则成为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同义词。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以中原为内，而以周边为外，逐步将中原农耕民族、农耕文化与周边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相互区别开来的思想意识。中原是文明、“礼仪之邦”，是属于华夏；周边则是“蛮荒”之地，属于“四夷”。后来所形成的内地与汉族、边疆与少数民族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中原与周边“对立论”或中原“中心论”的某种思想遗留。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使得这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利益等方面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界限始终存在，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这就是长城的修筑并赋予长城以特殊的文化内涵。当然，尽管在两种经济类型间缺乏有效的融合，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融合的现象却很多.
历来游牧文明，因为其特殊的生活习性，往往在军事上有一定优势，长期游猎畜牧，所养成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习惯要强大一些。一般实行的都是兵民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战斗。战争往往还带来劫掠的财富，激发民众的战斗意志。
五代，南北朝的时候，北方游牧文明都曾进击中原。并建立国家。
元朝更是到达极致，纵横欧亚，横扫大陆，先后三次西征，击败金、西夏、花刺子摸、南宋、黑衣大食、俄罗斯诸国、匈牙利、还击溃了东欧的骑士联军。占据了有史以来最广阔的土地。
清军则成功的攻入中原，并且被汉文化同化。
而农耕文明往往带来更强大的经济力量，至于农耕的军事力量,则和当时朝代的政治制度，君王的个人能力，以及发展局面成诸多方面有关联。
例如汉朝的汉武帝，在文景两朝的积累之下，奋发兵武，当时又有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一众良将，建立了强大的骑军，击败了匈奴。
再有初唐时李世民，文韬武略，兵强将广，也击败了曾经逼近长安的强大突厥人，俘获了其主君颉利。
这两个例子都是农耕文明击败当时尚很强大的游牧民族的例子。
经济实力未必和军事实力成正比。
蒙古之所以可以三次西征攻陷欧洲，有他本身的特殊原因。在火器未得到普遍装备的应用是，骑兵是最强大的作战力量。蒙古的骑兵一向强悍，但在铁木真之前没有的得到统一，威力未能释放。
在铁木真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后，蒙古铁骑的强大力量被释放。
而当时名将也是辈出，哲别、术赤、木华黎、察合台、托雷、速不台，这些都是日后震惊了欧亚的悍将。
铁木真本人战略上的出色，加上战术上的强大机动力和冲击力，还有将领们不错的实力，构成了强大的战力。
而以往大国军队所头痛的两个关于远征的问题：补给，被蒙古军队打到哪抢到哪的作风解决了不少，远征的补给压力大减。蒙古高原独特的恶劣环境，造就了蒙古骑军强大的耐受能力，因而跨地域远征的难度减少了不少。这两个优势都是以往的大陆帝国诸如罗马，汉朝，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唐王朝等，所不具备的。因而蒙古人能在那个时代纵横天下。
有关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概念，最早听Mikerwolf阐释过，只是他用的是另外两个词汇：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在深入了解了这个理论后偶更乐意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这两个词汇，它们更加贴切和容易理解些。 这里所说的游牧文明是一种大游牧文明，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与其相应的也有六种文明。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
农耕世界以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城市文明为主，生活富裕而精神保守；游牧世界以流动的游牧经济和部落文明为主，生活艰难而勇于开拓。两个文明带一经形成，冲突就频繁发生。进入金属时期以后，随着游牧民族渴望享受农耕文明成果而向农耕世界发动的进攻，两种文明接触、冲突、交融的旧世界交响曲开始循环往复地演奏。当某个游牧民族在强大头领的率领下统一起来之时，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就来临了。进入农耕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而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并且还可能换用了语言。当农耕世界恢复平静、民族融合渐趋完成之时，战争的乌云又在山那边重新聚集，一场新的民族战争又在孕育之中。征服、迁徙、融合、再征服、再迁徙、再融合成为古代民族接触史的主旋律。与之相应，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融合、再接触、再融合亦成为古代语言史的交响乐。在东亚大陆，对于进踞农耕世界的征服者来说，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征服者的农耕世界的语言来说，是语主的嬗变。从而使语言的变化突出表现为语主的变化。
秦汉以后，在北方先后兴起的游牧民族，有汉代的匈奴、丁零，魏晋北朝的鲜卑、柔然，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南宋的女真，此后是蒙古和满洲。尽管中原汉人以征战、长城、联姻、册封、任用、内迁等一系列方式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仍然呈周期性向中原农耕文明区域泛滥，一次次逐鹿中原，大有步黄帝遗踵之雄风，屡屡在中原建立民族政权。从始皇结束姬周封建联邦制统一中国（前221）到清帝皇冠落地（1911）的2132年间，北方民族统治中原或全境长达840年之久，这还不包括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的326年统治。其中尤以近古时期，从辽、金、元到满清的北方民族政权连绵不绝，造成了中国历史和汉语演变的复杂画卷。
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尽管中原王朝修筑起万里长城，但是并未能够遏制文明的冲突。"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是：1.作为文化古迹，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建筑物遗址；2.作为统治形态，秦皇暴政的物质孑遗；3.作为政治目的，中原汉人政权一厢情愿划定的一条南北分界线；4.作为战争结果，中国历史上的"马其诺防线"；5.作为文化象征，中原文明阻挡北方民族南下失败的象征。北方民族只要向中原发动进攻，战马的铁蹄一定会跨越万里长城。即使明朝将京师迁往北京，即使再怎样加固万里长城，也无法防范汉人自己打开山海关。就是吴三桂不献关，腐朽的明王朝也已无法阻止勃发的满清入关。因此长城既不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象征，也不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只是一座废墟。
1、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的优势
多数人都相信，农耕民族比同时代的游牧民族更加先进和文明。但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就会发现，农耕民族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重击，中外历史都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观点就是“骑兵优势”或者“步骑不敌”，也就是说，骑兵相对于步兵，在冲击力和机动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游牧民族的优势就在于此。顺着这个思路推论下去，战争中马匹数量较多的一方理应占有优势，而马匹数量又取决于产马地，所以结论是占有更多更好产马地的一方在战争中居于优势地位。
这种观点并不能说错，但却过于简单化了。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陷：
（1）过度强调骑兵优势，有人甚至鼓吹单一兵种制胜论，这明显是不符合史实的。
从战术的层面看，冷兵器时代的四大基本兵种（包括突击、投射步兵，以及突击、投射骑兵）各有所长，多兵种合成的体系更有利于各兵种发挥自身的长处、掩护各自的弱点，单一兵种制胜论是不合理的。（请参见军事历史学者阿瑟.琼斯等人的分析。）
从战役、战略的层面看，骑兵的高机动力确实有利，游牧民族军队可以利用骑兵的机动力切断农耕民族军队的补给（比如宋辽岐沟关之战），或者避开对方主力深入后方避实击虚，而农耕民族步兵为主的军队则显得相对迟缓。但当农耕民族军队依托坚固防御，或者后方安全有保障时，却往往占据上风（这样的战例很多）。所以过度强调骑兵优势并不合理。
（2）忽略了游牧民族更为重要的优势：社会组织形式。
宋朝没有足够的战马，这是与游牧/半游牧民族对抗时的一大劣势。但问题是：如果宋朝能保住优良牧场，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要想得太简单。
农耕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军队的组织形式相差较远，虽然可以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甚至骑兵部队，但成本极大地高于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更接近军队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军事上更有效率，这是他们真正的优势所在。
农耕民族培养一个骑兵需要花费大量的训练时间和金钱，养马的成本也相当高。相比之下，游牧民族日常进行的游牧、打猎，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骑兵训练，所以很容易成为合格的骑兵。
类似地，要把一群农夫训练成一支军队而不是乌合之众，需要大量的训练，成本相当高。而游牧民经常进行的大型狩猎活动的组织形式，与军队的组织形式有相通之处（史料中经常提到，游牧民族军队的战术与他们的狩猎方式相似），所以组建一支军队相对容易。
农耕民族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粮草补给，由于这种限制，古代农耕民族最高动员率大约是3%。而游牧民族的习性使得他们的军队对补给的需求相对较少，这不但使得他们机动力更高，而且使他们可以有很高的动员率（夸张地说，就是全民皆兵）。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历代都有有识之士或多或少地提到：游牧民族的“根本在于胡俗”。这是农耕民族所不具备的。
其实对农耕民族来说，建立大规模骑兵集团不但成本过高，很多时候不切实际，而且也并不合用。农耕民族有大量目标需要防守，经常要在复杂的地形上作战，这与游牧民族截然不同，步兵必然是主力。所以历史上成功的农耕民族军队，往往是大型步兵集团与精锐的规模相对较小的骑兵部队的组合：利用前者的优势进行严密防御，并为后者提供稳固的支持，在适当时机利用后者的优势快速袭击。这样的合成战术体系灵活性好，战术选择余地也大，但对将领的要求相对较高。为降低军队的维持/行动成本，农耕民族常把已征服的游牧部族吸收进来，借助其骑兵优势强化自己军队的实力。
2、农耕民族的应对方法
农耕民族在对抗游牧民族时，始终要面对几个难题：
（1）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的天然优势。这在上文已讨论过。
（2）游牧民族往往较为分散，流动性高，因此很难找到明确的实力中心作为打击目标。
（3）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往往在15英寸等雨线之外，不适合发展农业，没有农业就无法支持一支足够规模的农耕民族军队长期存在（单靠运输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即使农耕民族击败某支游牧民族，也无法长久控制他们的活动区域，只能等待下一支游牧民族兴起。
农耕民族实力强盛时，确实可以组织大型骑兵集团，用犁庭荡穴的方式剿灭游牧民族。但这种做法成本过高（一个例子：汉武帝对匈奴和西域的战争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而且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前期积累经营。更重要的是上述第3个难题无法解决，即使成功地消灭了某支游牧民族，不久又会有新势力出现。
中外历史都已证明，对付游牧民族没有什么特效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游牧民族的威胁是不可能的。农耕民族只能在发展自身的基础之上，综合使用多种手段：
（1）严密防御，抑制住游牧民族的劫掠。
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发动的战争往往是掠夺性的，如果劫掠的成本过高，他们常常会屈服，转而寻求贸易。
（2）用利益诱使游牧民族分化、瓦解。
内部分歧是游牧民族的通病，通过一股游牧势力来钳制另一股（所谓的“以夷制夷”）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历史上屡屡获得成功。松散无组织的游牧民族要容易对付得多。
（3）对危险的游牧势力进行重点打击。
（4）进行主动的、渐进的民族融合。
比如通过羁縻制度，将已征服的游牧部落纳入己方势力范围，这样可以借助其骑兵优势强化自身的军事实力，降低军队的维持/行动成本。这一点初唐做得比较出色。宋代也有类似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将门中的折家。折氏世居府州，“内屏中国，外攘夷狄”。北宋西军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熟番”。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明是同化能力最强的文明之一，这是一种有力武器。当然，要保持被控制的游牧部族始终“锥尖向外”，直到被逐渐融合，农耕民族自身的实力要足够强。凡事有利就有弊。
（5）如果游牧民族开始定居，建立城市，随后必然是农业化。这种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一方面拥有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一方面拥有多元的经济，而且有较为稳固的政体，对“以夷制夷”、分化瓦解的策略抵抗力相对较强。这样的对手往往较难对付，比如历史上的北魏、辽、金、清都是这种半游牧半农耕民族。
但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也有他们的弱点：内部的民族矛盾往往很复杂、棘手；由于已经定居，因此不再那么行动飘忽、突然，第2个难题也不再存在；尚武传统往往也会逐渐丧失。如果农耕民族顶住他们早期的攻击，与他们竞争综合国力，理论上是有胜算的——只是理论上，而且前提是自身不出问题。
1、摆正位置，不能把游牧民族当作蛮夷。
如果我们对各个朝代对边疆的处理排个序的话，我自己的排序是清、汉、唐。其实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清的政策是满蒙一家，历代皇室联姻，清朝的皇族里留着蒙古人的血液；汉朝是把匈奴当作平等的帝国对手对待，而汉朝的国际意识也很强，在西域各国里纵横联合，把自己作为国际社会里的一员，虽然是较强的一员，但只是联盟，并没有把自己一定当作宗主国；唐相比做的要差些，开始就自居天可汗，虽打败突厥，但客观讲，唐朝的边患较重，全胜时期和吐蕃也不过有胜有负，还有东北的契丹，西南的南绍，唐的地位其实是被大多数人高估了
所以说，态度或者文化心态决定了政策，而政策决定了大致的结局，不要把汉人的地位人为拔高，以平等的地位对待，这样自然会好些
顺便讲个不太好的，宋朝打不过别人，叫别人哥哥，就好些了，换个对手，还打不过，干脆叫别人叔叔，挨打还是少些了，后来理学昌明，和蒙古人都谈判好了，居然屡次杀别人的谈判使者，既无自知之明，也无信义，不亡无天理
当然这个话比较伤自尊，但客观如此，保证朝代不亡，明朝自居天朝上国，都打不过别人了，崇祯想偷偷的搞点谈判，想先缓过劲来按下国内的起义再说，结果消息泄露，朝野一致反对，所谓那些天朝的那些读书人唾沫星子就淹死人了
2、关键的区域一定要拿下
东北至少要到现在的山海关，西北一定要拿下河套地区，唐朝对吐蕃的一大昏招，就是将河套地区做了聘礼，致使关中无守，而明朝在东北地区开始做的不错，但在现甘肃地区屡战屡败，致使西北地区糜烂，战乱始于西北，虽然明亡于党争，但没李自成加速，只是满族人还是不行的，另外，东汉时期，最终没有处理好西北与羌族的关系，特别可惜的是，秦朝辛辛苦苦弄的水利设施都被破坏，致使富饶的汉中平原连粮食生产都不够吃，唐朝都要有两个首都，而西安在唐之后也不再成为首都，中国本土的脊梁断了一半，还怎么能站立
3、消灭道学家的渊源
最可恨的是思想上的固步自封，自宋以后，中国的思想家唯有王阳明一人，一个人民族如果思想上被阉割了，还谈什么进取，这些道学家就只奉四书五经为经典，出了这个范围都是离经叛道，思想上关起门来自高自大，国家也是这样，明朝那么大点地方，还是那么多国家的宗主国，弄个长城锁边疆，海疆也锁了，它再不亡，我们现在的领土不知道有没有300万
如果说关中没落是断了地域的半条脊梁，那么理学昌明则是断了思想的整条脊梁
4、改变民间的用马习惯
汉人的马是用来种地、拉车的，所以要阉割，才能力大及温驯，长期以来，内地的马种越来越差，根本不能用来奔驰战争，把马多弄来搞搞体育运动，普及下赛马、马球啥的，最起码军队里要搞，才能保证马种不坏
本来想顺便意淫下，发现越写越多，才知道，这种话题还是扯淡，历史没法重复，现代人回古代也一样，只能瞎意淫，花那么多时间想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如想象现在，现在我们还不如以前呢。
1、生活习惯方面：游牧民族身居塞北苦寒之地，因此在困苦环境中锻炼了极强的耐力和蛮勇精神。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以骑马狩猎为主，饮食也是以肉类为主，等于每人从小进行军事化训练，加上部落间冲突是生活的常态，因此拼搏精神和战争技巧渗透游牧民族的肌体，成为其灵魂的一部分。相对于农耕民族的安宁静谧和温顺，游牧民族的强悍就显而易见了。
2、游牧民族经济落后，没有文明基础。因此为了生存发展，必然向农耕民族所占据的富裕文明之地进行骚扰或侵略征服。游牧民族作为进攻方以骑兵为主，在野战中对农耕民族的步兵有优势，再加上战术技巧和雄才大略的领袖的指挥，可以战胜组织不那么良好或者指挥官愚蠢懦弱的农耕民族的军队。
3、战争能力方面，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全军骑兵，机动力很强，可以全线骚扰农耕民族的边境，令其防不胜防；其军队补给完全依靠在敌国境内抢劫掳掠，因此不存在后勤问题，所以攻击性和持久性很强。
农耕民族则完全两样，兵民分开，普通群众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一般没有很强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军队编制庞大，步兵居多，后勤完全依赖后方补给，因此国防力量造成的经济负担很重。由于要防守漫长边境线，因此兵力比较分散，很难短时间集中，因此作战限制很大。在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中，往往只能凭借坚固城池作消极抵抗，至于追击反攻就很困难。
4、精神方面：游牧民族以战争为生活的主要方式和目的，以强者为荣，因此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很强。其政策指导也一贯以入侵和征服为主，因为别无选择。农耕民族拥有灿烂的文明，政策上以守成为主，在强盛时可以抵御甚至臣服游牧民族。但是平静生活容易滋生安逸享乐的思想，促成全民族的腐化堕落和血气的弱化，因此衰落中的农耕民族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往往远不如游牧民族。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衰落中的农耕民族的军队往往一触即溃，甚至全面投降叛变。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种人，不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工匠艺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宋朝后期虽然武力相对较弱，但用它强大的综合势力，经济与文化侵略着辽国、金国等周边各国。促进了他们的汉化。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进步。辽国逐渐废除奴隶制及歧视汉人的政策，金国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国在北京的皇宫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宫建造的。金国的皇帝穿着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级和宋一样。金朝实行科举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孙也被金主封为公爵，金主亲自行礼祭祀孔子。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金人全都模仿应用宋制。金国还学宋国印制纸币。苏东坡今天刚在宋出版的新书，明天就有可能在金国的大街上叫卖流行。从金朝遗留下的铜钱就能看出金钱就是只有汉字的典型中国式铜币。从留存至今的卢沟桥的建筑风格及技术来看，金人已完全成为"中国"人了。金国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掠夺吸取与学习了大量的宋的财富与文化。就从落后的原始文明进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国灭亡前期，实际上金国以与南宋差别已经不大了。金国成为宋朝之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富强的国家。但金国也在富强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经野蛮无比的战斗力。
像朱熹一样的一大批知识份子开始是坚决的抗战派，拥护政府进攻收复国土。但后来看到两国和平的局面。逐渐成为保守派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希望两国在大动干戈，破坏两国人们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进行战争并不是少数人"苟且偷安"，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
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西方文化起源于游牧文明。中国深受大陆文明的影响，就像西方深受海洋文明影响一样，所以从一开始中西文明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大陆文明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的是体现在文化上。1.起源于农耕文明，定居的现象影响血缘关系定位明确；范围狭窄影响近距离效应，产生实用主义，宗教心理单薄，富于人情味，崇尚和为贵。2.思维方式：长于形象思维，如象形文字。3.中国人善于综合，而西方善于分析。4.随机性，据情况改变，如孟母三迁；而西方叫系统化、程序化，讲求公平。5.有矛盾讲求协调解决，而西方是通过竞斗解决。6.比较内敛，不好张扬。7.沉静，崇尚静穆美，而西方崇尚运动美。8.中国文化形式简约，如吃饭用筷子；而西方则如刀叉之类的繁复。9.知足的文化，如郑和下西洋；而西方不满足当前，如对新大陆的探索。10.看重亲情、血缘关系。11.崇尚善之美，而西方则是真之美。12.中华文化是食文化，不排他，是理想的文化，利于保存；而西方是现实的文化，利于发展。
一、什么是大陆文明？
大陆国家、海洋国家和陆海复合国家的区分，是麦金德（英，1861—1947）和马汉（美，1840—1914）以来的地缘政治学、军事学和战略学等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岛国和海岸线明显长于陆上边界的半岛国家，是海洋国家；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和虽然频海但缺乏开阔的出海口或海岸线显著地少于陆界的国家，即为大陆国家。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理特征则是：既有广阔的陆地版图和很长的陆地边界，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与开放的海洋相邻。地理上，中国是陆海复合国家，但从文明的角度看，传统中华文明始终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中国很早就拥有海岸线，但中国人从来就不要求了解海洋，不去征服海洋。
二、大陆文明的主要特征
1、封闭性。古代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广泛到无法认识的空间，仿佛有着无边的腹地，给人以没有边界的感觉。一个普通人绝不可能走出这个边界，他们也不知道大陆的边界在哪里。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们理所当然地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作为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外界的变化漠不关心——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关心”，因而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思考能力，往往缺乏与外界进行交往的内在冲动。
2、单一性。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也与北面的游牧民族有着很长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地带，但海洋文明与游牧文化都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造成实质性影响。相反，大陆文明是海洋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共同腹地。商朝以贝壳为货币和装饰物，就说明海洋在远古时代也是“中国”的边缘。无论是海洋文明，还是游牧文明，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选择的价值取向。
3、同一性。大陆文明作为文化硬环境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期逐渐硬化成为核心的构造体，如同人的脊椎骨一样，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从此很难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总是以单一化的大陆文明为基础，逐渐构建成为博大精深的宏大结构，这个结构的“主体工程”完成之日，就成了推进大陆文明高度同一化之时。佛教是汉代以后传入的，但佛教文明显然无力冲击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从佛教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强度与广度来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期，即处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国，结果则难以逆料；还有一种假设是，如果中国与印度两块大陆之间没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两块大陆之间的人民很容易实现文化上的交流，其结局则同样不可言说。
4、排他性。排他性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完全排斥，凡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相冲突的外来文化往往会被完全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二是选择性。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往往只是吸纳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用的部分，成为附着于“体”之上的“用”。但一切外来的文明都很难从结构——“体”的方面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的难以改变，很难想象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改造”西方文化或是印度文化，相反亦是如此。
由于大陆文明的空间无比广阔，中国人选择了 “集中式”的方式思考问题。由于物质匮乏，土地等物质资源往往不能满足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是任何一个部落首先要考虑的大问题。如果把分散的财富集中起来，总会有一些部落生活得很好，或者总会有一些人会活得很好。去“节欲”、“节用”，都去减少对物质资源的占有，也许更多的人都能够生存下来，而且用不着去杀人
海洋文化和大河文化容易混淆，下面就是海洋文明也是大河文明的特点和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1、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而大河文明则是封闭的。
2、海洋文明过家代表是古希腊，而大河文明的代表是古代中国，她们都是文明古国。
3、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都是非常的古老。
4、在一定情况下，两种文明可以相互转化。
文明，按《辞海》的解释：“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国外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定义。（1）本文取文明的这一定义，对海洋文明作出这样的界定：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文明，分析这种文明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寻找后来海洋文明的发展，最后总结出海洋文明的根本特点和优势，以使我们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起点。
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1）总的趋势是由一统走向分立，再由并立走向统一。（2）从地域上说，由中原向四周；从东北到西北，从北方到南方；表现在宋辽夏金元在军事上的战与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地域上也有中国向世界扩散，东西方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中国在此时仍处在先进地位。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地 域上也包括从陆路到海洋，中华文明通过陆路、海路向外传播。中国的医药、文化典籍也向外国输出。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马可·波罗到中国。阿拉伯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3）从文明形态上说，由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4）从碰撞的范围讲，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多元文明的碰撞与交融。（5）从程度上讲是发散型的、放射型的。（6）碰撞中给人民带来苦难（11—13世纪，欧洲有十字军东征，有蒙古军的西征），在交融中促进了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化发展。（7）宋元时期是秦汉以来中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显示了中国的魅力，对世界文化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世界上优秀文化的传入，也丰富了中华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在地理概念上，肥沃富饶的土地与浩瀚无边的大海，最能引发人们的向望与遐想。但是说起对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沙漠也许来得更为重要。中国历史有很大一段都是写着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与征战。万里长城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戈壁沙漠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军事的影响绝不亚于黄河长江。在中东也是一样，阿拉伯大沙漠上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地理上处于古代文明的边缘，却不时成为引导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沙漠上的漂泊生活是在离生存线不远处的挣扎，造就了这些部落的膘勇与强悍。在寻找牧场、水源与立足之地的过程之中，他们与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相遇，产生各种规模不一的冲突。有时候来的只是零星小股，抢走食物与财宝。有时候，沙漠内部的争斗会产生出有领导才能的首领，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成为一股强大的旋风，横扫并征服富饶的农业区域，建立自己的大帝国。穆罕默德所领导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沙漠骑兵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与十八、十九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海军有不少相似之处。驾驭沙漠与航海一样，都需要专门的经验。茫茫沙海为他们提供了迂回，休整，隐蔽的上佳场所。但是对他们没有经验的敌人来说，沙漠不但让人晕头转向，还常常成为死亡陷阱。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人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安土重迁，彼此隔绝，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冶炼、建筑、水利灌溉、商业贸易、社会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而衍生出来的。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
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从地域范围上来看，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1 印欧语系游牧者的入侵狂飙
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力冲击共有三次。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2000纪初叶，入侵者主要是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诸游牧民族。这些操原始印欧浯言的游牧民族最初生活在黑海和里海周围，从公元前2000纪初叶（甚至更早）开始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扩张。最先是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建立了帝国，从而在闪米特语系的巴比伦帝国和含米特语系的埃及帝国之间插入了第一块“雅利安楔子”。不久以后，喀西特人和胡里特人分别从扎格罗斯山区和亚美尼亚高地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前者攻占了巴比伦的都城。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1518年～前1155年)；后者则在巴比伦与赫梯之间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到了公元前2000纪后期和公元前1000纪，欧亚大陆上的印欧语系各游牧民族开始向西、南、东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在西方，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希腊人(包括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等）进入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人进入亚平宁半岛，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来到东部欧洲和波罗的海南岸，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则分别深入到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和高卢、西班牙腹地。在南面，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伊朗高原，并先后侵入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起米底王国和庞大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另一支印欧语系的游牧者则取道伊朗高原而冲入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白肤碧眼的侵略者与印度河流域身材矮小、皮肤暗黑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经过长期的混杂，成为今天印度人的祖先。向东冲得最远的一支印欧人甚至越过了天山屏障。到达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这支印欧人所建立的国家后来被中国人称为吐火罗或大夏(即巴克特里亚)。
“公元前2000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2000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这种大骚动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发起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从公元前1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并形成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以后的200年间，在此期间，赫梯人、喀西特人、胡里特人等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入住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则冲入爱琴海地区，并在稍晚些时候毁灭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另一些印欧语游牧者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伊朗高原，向印度和东方的迁徙活动也于此时开始。第二个高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前950年间，它的前奏曲是卢卡人、阿卡亚人等“海上民族”对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赫梯、腓尼基等)的劫掠和入侵，而“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侵略说到底又是一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南下浪潮挤压的结果。在这次冲击高潮中，粗犷野蛮而精力旺盛的多利亚人摧毁了由他们的游牧先驱者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致使希腊社会经济萧条、人口流失，各种文化制度瓦解，倒退到一种黑暗的蒙昧状态中。这种蒙昧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诸城邦崛起时才结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赫梯帝国的衰落而留下来的真空地带，很快就由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填补上了；而另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稍晚些时候，欧亚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此前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复兴。与此同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其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狄部落的骚扰，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中，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从公元前2000纪初至公元前1000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久、成分最复杂、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这场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印欧语系的诸游牧民族，此外还有闪米特语游牧者和中国西北部的诸戎狄部落，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东分布在旧大陆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代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新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展。从文明形态更迭的时间坐标上看，米诺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等亲代文明灭亡了，古代埃及文明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古代印度和中国秦汉帝国。从文明域界扩展的空间坐标上看，文明的地域范围从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至10个纬度。匈奴人的西进运动与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
2 匈奴入侵古中国
如果说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主要是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发起的，那么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主力军却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侵浪潮的矛头虽然也是指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但是其推进趋势却是从东向西的波浪式展开。如同多米诺骨牌运动一样，这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呈现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被卷入到这场来势汹汹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浪潮中。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到公元后4世纪不间断的西进运动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最终导致了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中国华夏苗裔自商周之时即已与匈奴发生联系。范文澜先生写道：“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狁，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先秦史料中有关于武丁伐鬼方、季历伐鬼戎、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宣王伐狁的记载。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活动之地，戎狄族曾多次骚扰周朝疆域，对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诗经·小雅·采薇》曰：“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西周与戎狄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就是被戎狄杀死于骊山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御戎狄即匈奴人的侵犯，在列国北部旧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并不断地徙谪戍边，以实边塞，构成了阻止匈奴南犯狂潮的坚固屏障。到了秦末，国内烽烟迭起，“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汉高祖平定宇内后，匈奴更成为中国之大患。自高祖至孝文帝，汉朝在匈奴的强劲攻势面前基本上持防御政策。从汉武帝到东**帝之间，汉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派遣大军深入漠北和西域，屡破匈奴，设立朔方郡和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广置边塞烽系统。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部分匈奴(北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从而拉开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入侵的序幕。
在匈奴人的西进浪潮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原来游牧于敦煌以西的大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时，大月氏人就迫于匈奴人的挤压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与天山山脉组成的自然屏障进入中亚，征服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与当地居民相混杂。公元1世纪中叶，大月氏五个部落中最强大的贵霜部落兼并了其他四部，建立了地跨中亚细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另一支停留在乌浒河(今阿姆河)畔的大月氏人则与西进的匈奴人相混合，形成了哒即所谓白匈奴。公元5世纪初，哒人由中亚南下，侵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地区，对波斯人的萨珊王朝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最终摧毁了笈多王朝并破坏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
公元2世纪以后，匈奴人由中亚继续向西，稍后进入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一带。原来栖居于此的阿兰人被迫转向西南，与日耳曼部族中的汪达尔人混居。公元374年匈奴人跨过顿河，进入东哥特人等日耳曼游牧部落的活动区域。野蛮的日耳曼游牧民放抵挡不住更为强悍的匈奴游牧者的强大攻势，在征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许可之后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之所以同意日耳曼人进入其境内，是为了缓解兵源匮乏之忧，企图利用这些勇猛的日耳曼游牧者为其戍边。然而曾几何时，野性未泯的日耳曼游牧者就掉转头来成为进犯罗马帝国的急先锋，拉开了西罗马帝国毁灭的序幕。为匈奴人所迫和继匈奴人之后，日耳曼各部落(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等等)以及阿兰人、阿瓦尔人、马札尔人等欧亚草原上的游牧者纷纷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帝国，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典文明的终结。
在东方，汉帝国在抵御匈奴人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其精力也逐渐消耗殆尽。到了汉代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和诸侯迭起，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帝国终于毁于战乱，而一度臣服于汉朝的南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也乘机再度崛起。公元316年，匈奴首领刘曜夺取长安，晋朝遂告灭亡。此后羯人、鲜卑人、氐人、羌人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胡人政权，形成“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来临。
然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故事至此并未结束。由匈奴人引起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和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余波在中国晋王朝、西罗马帝国和印度笈多王朝灭亡以后又持续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7世纪，西方文明和中国大唐王朝才从混乱局面中真正确立和重建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支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又从农耕世界的南面对刚刚稳定下来的旧大陆各文明中心发起了攻击，从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到阿拔斯王朝崛起的100多年时间里，阿拉伯人把他们的疆域扩大了几十倍，先后征服了亚美尼亚、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萨珊王朝、埃及、北非、西班牙和印度河西岸地区，并严重地威胁着西方社会和拜占庭帝国，从此奏响了宗教时代文明对垒的新乐章。
概而言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根本原因是处于强盛状态的秦汉帝国对企图东进和南下的匈奴人入侵浪潮的有力遏制和坚决反击，而它的历史结果则导致了东起秦汉帝国、西迄罗马帝国的整个古典文明的覆灭。从时间坐标上来看，第二次农、牧世界大冲突和大融合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从古典时代向宗教时代的过渡，具体地说，它导致了秦汉帝国、大夏王朝、笈多王朝、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衰落和灭亡，并且在这些旧文明形态的废墟上促成了一批新文明形态的产生，如唐宋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方文明和拜占庭帝国。从空间坐标上来看，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使得游牧于欧亚大陆上的—部分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南的日耳曼诸部族、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农耕世界，摆脱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的域界因此又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了约20个纬度。
来自欧亚大草原东北端的入侵狂飙
到公元11世纪末叶，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余波已经完全平息，此前侵入农耕地区的游牧者逐渐放弃自己的野蛮习俗而普遍接受了农耕世界的文明生活方式时，欧亚大陆东北端的广袤草原上又开始酝
酿新一轮的大规模入侵浪潮。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这次大入侵最初采取了日耳曼蛮族对付罗马帝国的方式，即通过充当雇佣军的方式入主宗主国。这种和平渗透的工作是由一支突厥人——塞尔柱人来进行的，他们先是受雇于阿拔斯王朝，后来却成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渗透严格地说来只能算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一部冗长而低沉的序曲，虽然潜藏杀机，却并不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次大冲击的主旋律是由勇猛凶悍的蒙古人奏起的，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蒙古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横扫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虽然蒙古人的征服如同昙花一现，为期不长，但这次征服却像噩梦一般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第三次大冲击的压轴戏是由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来主演的，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反串了两种历史角色：一方面他们是伊斯兰教世界主动攻击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批穆斯林战士，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游牧世界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最后一群牧羊人。
在蒙古人悄然崛起的12世纪末叶，欧亚大陆的各文明中心都呈现出一派积弱不振和分裂混乱的局面。在东方，宋王朝在辽(契丹)、西夏（党项）和金(女真)的轮番攻击下节节败退，一度不得不对金国俯首称臣，偏安江南一隅。在中亚和西亚，曾经不可—世的阿拉伯大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分立交讧的穆斯林王朝。在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不仅时时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而且也从假道东征的西方十字军的大肆劫掠中饱受其苦。至于西方社会，则处于内部的教权与王权之争和外部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的双重困扰之中。因此，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挥师西侵和东犯时，除西方社会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文明圈均在蒙古人(以及各支突厥人)的摧枯拉朽的入侵狂飙面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蒙古族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蒙古”一名最初见于邱处机的《西游记》，后为元史所沿用。“蒙古”一词在蒙古语中的原义为勇悍无畏，一说为“银”(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白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蒙古人早期曾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约在8世纪时西迁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的草原地带。1206年，蒙占孛儿只斤部落的首领铁木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统一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中的蒙古各部族，建立了蒙古国，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不久以后，成吉思汗就开始向蒙古族过去的统治者金国发动战争，1215年攻陷金中都燕京。接着又掉头向西，攻打西辽和花剌子模，一直推进到里海地区和高加索；向南跨越帕米尔高原，掳掠了印度的信德和拉合尔。1222年，成吉思汗经由兴都库什山脉返回漠北，顺势灭了西夏，以喀剌和林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蒙古大帝国。
1227年，成吉思汗在武功显赫、踌躇满志之时死去，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他的扩张政策。拔都、贵由、蒙哥、旭烈兀等相继率军西征，先后征服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吐番(西藏)、波斯、叙利亚和巴格达。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并把首都从粗犷荒凉的漠北小镇喀剌和林移至文明富庶的北京。1279年奄奄一息的南宋政权终于被蒙古人所灭，从此以后，忽必烈潜心经营中国事务，西域的蒙古各部则分裂为几个互不相属的汗国，各行其政。在里海和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地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和长孙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在中亚，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在阿姆河以西直至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地区，则是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这些汗国大多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联合体，靠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治者来维系，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行政体系，因此它们后来又进一步分裂为一些更小的汗国。事实上，自从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击败蒙古大军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即已开始走向低落。此后不久，接连发生的内部纷争(如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之间的战争、13世纪末叶窝阔台之孙海都对忽必烈元朝的反叛等等)使得蒙古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到了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人的征服狂飙已成为强弩之末。
到了14世纪，日益萎缩和分裂的蒙古帝国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融化。窝阔台汗国早在14世纪初期就为元朝和察合台汗国所兼并；1353年中亚的伊儿汗国灭亡；1368年元朝覆灭，蒙古人被逐出中原；在俄罗斯，莫斯科等公国的王公贵族们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拒绝向金帐汗国的宫廷纳贡和效忠，到了1480年伊凡大帝使莫斯科公国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而察合台汗国则长期处于几大汗国的左右夹击之下，一直处于是分裂和积弱不振的状态。虽然14世纪末期帖木儿帝国的崛起曾一度造成了蒙古大帝国中兴的假相，但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一样，帖木儿帝国也不过是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逝。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迅速分崩离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主乐章到此结束。再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奏起的悲壮尾声了。
蒙古人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来势最凶猛、波及范围最广泛、为时最短且破坏性最大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那些身材矮胖、骁勇善战的黄皮肤蒙古人，以其高超精湛的骑术和骇人听闻的暴行，给从中国到西欧的各个农耕文明圈中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蒙古人的征服活动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文明，但它却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把中国的火药这一伟大发明带到了西方，从而使得后来的凶猛矫健的游牧骑兵再也不能在滑膛枪的密集子弹面前任意地纵横驰骋。而继蒙古人之后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活动，与其说是表现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不如说是表现了伊斯兰教世界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当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锐利兵锋终于被遏制在维也纳的坚固堡垒之前，或者说当15、16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来临时，整个欧亚大陆已经泾渭分明地被划分为三大块：天山——喜马拉雅山以东是信奉儒家伦理的大明帝国；从印度到小亚细亚直至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是穆斯林的天下，它包括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帝国和囊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直至匈牙利的奥斯曼帝国；在旧大陆的西端和西北端则是西方世界。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使得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游牧地区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与强大的农耕世界相抗衡了，游牧生活方式一蹶不振地衰落下去。不久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就开始取代了农、牧世界之间的冲突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分散的区域史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
最初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渺小脆弱的农耕文明，正是借助这三次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反作用力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文明通过野蛮而“发酵”的过程是如此的顽强和不可抵挡，以至于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越过了公元1500年这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以后，原来如同蔓草一般四处蔓延的游牧民族反倒变得像3000年前的农耕世界一样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接下来的历史就是关于新崛起于旧大陆西北隅的工业世界怎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把汪洋大海一般的农耕世界从地图上抹掉的故事。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各种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它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5］从这种发展的世界史观来看，3000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冗长的序幕，15、16世纪以后开始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内容。
一切历史问题，其实皆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而一切经济问题，皆本原于现实问题——可见，历史并不是故纸的垃圾堆，关键看你用没用心去看。
读国史，每见北方蛮族入侵，总是惘然：为什么偌大中国，竟不能敌区区蛮夷？
农耕民族为什么很难战胜游牧的蛮族？除了传统的说法，还有没有其他理由？
汉武帝时代，中国还有相当的畜牧业，所以还能组织起象样的中原骑兵，能够有效的打击匈奴；而唐太宗仍然只能靠以蛮族为主体的骑兵部队去对付蛮族，唐太宗的胜利，不能算是农耕民族的胜利；永乐五次北伐，没有什么象样的胜利，更无法歼灭蒙古骑兵。
老夫子们唯德是从，好德如好色，但解释来解释去，总不能令人信服。
这几天看《草原帝国》，一边在书页旁边写心得，一边做MBA数学题，忽然有了点想法。
其实，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容易解释的问题。
先列举一些数据。
宋人说，要一百个农夫，才能养一个兵，姑且以此为人力成本基准值，设为PC1。
而草原蛮族，一个壮年男子，就是一个兵，设为PC2。
以生产力（人）为单位，则有PC1=100，PC2=0。
农耕民族的武力形式主要是步兵，而草原蛮族是轻骑兵。
从战斗力来看，中原农耕民族和蛮族的主要对抗区域是华北大平原，唐人的《反经》认为“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也有人认为，平原上一个骑兵实际可以对抗八个步兵。姑且取较小值，则战斗力为8F1=F2。
而作战效能E，取决于战斗力F和作战频率f，有E=F*f。骑兵的战场机动速度，至少可以达到步兵的两倍以上，则骑兵的作战频率至少可以是步兵的两倍。那么，骑兵部队的战斗效能E2，就是步兵部队E1的十六倍了：E1/E2=F1*f1/(F2*f2)=F1*f1/(8F1*2f1)=1/16。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蛮族骑兵天生就是优秀的战士，而农耕民族的步兵，还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勉强成为战士，这中间的成本难以比较，故此处没有精确计算，但是绝不等于可以忽视。
接下来构建一个模型：一个草原蛮族，动员十万军队，则中原农耕民族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遏制它呢。
从成本上分析，蛮族人口总数P，比例为男女各一半，从正常年龄分布来看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子比例，至少可以占到男子人数的2/3，则有 100000=P*1/2*2/3=>P=300000
即，一个三十万人口的蛮族，就可以轻易动员十万骑兵。
通过上面的计算，中原民族要集中十六倍以上的步兵，才能与之对敌。就是说，要一百六十万人！蛮族动员十万骑兵，完全无需成本，而农耕民族就不同了，为了有效对付这个三十万人口的蛮族，他们要动员一亿六千万人口！
姑且不论中原农耕民族有没有这么多人口可以动员，即便有，她也必须要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才能把这么多人口的优势真正变成胜势——即便是今天，我们都还难以把一亿六千万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历史上没有一个纯粹的、稳定的农耕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某些王朝在其组织力强大的时候，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人力优势，但是仍然不能有效的达到其目标，因为这个终极成本实在太高，而且没有有吸引力的回报。
例如蒙古与金的野狐岭之战及随后的会河堡之战，十万蒙古骑兵，先后歼灭以步兵为主体（这个时候的金朝，在生产方式上已经相当汉化了，可以视为农耕民族）的金朝主力六七十万左右。瓦剌骑兵也轻易歼灭过明朝五十万大军（土木堡之变）。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战败归结为统治的腐败和统帅个人的无能，以上人等的罪过，最多只是没有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已——要是完成了，他们就理当是大英雄，可以端坐在庙堂里吃冷猪肉而于心无愧了。
显而易见，蛮族在人力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农耕民族简直无法和他们竞争。
从金融成本上来比较，农耕经济固然远较蛮族经济发达，但是通过以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稳定而富裕的农耕经济居然更撑不起一场战争。
宋太祖设立封椿库，扬言要以二十五匹绢购一辽人之首，“计其精兵不过十万人”，那么二百五十万匹绢，就足以搞定辽国问题了。
仿佛农耕民族完全可以用她的经济优势压倒她的对手了。
可是历史不是这样简单的。太祖皇帝忘记了，他的这个设想成本，只是在对手完全放弃博弈机会，让他一个人“Play a game”的前提下的严优。
契丹人没有理由不参与博弈。而一旦他们参与了，太祖皇帝的成本就不再是纸面成本，而是不断的变化——确切的说是疯狂的上涨，直到大家的博弈达到均衡，或者一方无力继续玩下去而认输。
大宋王朝在太祖皇帝的既定国策下，疯狂地发展经济，结果一不小心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搞得最好的王朝——但是，太祖皇帝的购买目标还是没能够达成——事实证明任何不考虑事物发展变化的纸面计划和教程，注定是要失败的，宋太祖是这样，王明是这样，俺们的大学教育也是这样。
太祖皇帝要买人家的脑袋，契丹人只好花成本来谋求脑袋还是保持在原有的位置。如果买脑袋和保脑袋的成本一样多，最后拍卖会一般竞争下去的结果，多半是经济实力弱的契丹人输。
然而蛮族的成本低得多，他多投入一点成本，我们就要多投入好几点，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杠杆效应。这样算下去，我们也没什么便宜好占。
但是契丹人是进化了的蛮族，也有经济头脑，虽然投入不多，但是她家底薄，支付能力还是有限的。
最后大家都觉得这很无聊，于是谈和，大家选取次优方案，和气生财。谈完了还把媒人踢到床下去，说什么“凌烟阁上图功最，不数当年曹利用”。
从货币角度上来讲，蛮族的酋长同样不用花自己的钱养兵，而中原的皇帝就要花大价钱了。
蛮族的骑兵，不需要携带粮食，只要有草他们就能远征——没粮食他们就喝马奶，一点都不缺乏营养。所以供养成本和使用成本可以忽略为零。
而中原皇帝养兵的价钱基准很多，只举两个有代表性的。
清末，冯玉祥当淮军步兵的时候，是“三十三天三两三”，当保定练军的时候，也是每月三两多一点。
而明末的价钱，按《弘光实录钞》的说法，1644年，左良玉部队员额一万八千，每年该饷八十余万，人均月薪将近四两。此说原自弘光朝邸报，基本可信。
明清两朝，基本上步兵的平均月成本在三、四两之间，这也是白银时代的中原王朝的步兵基础价格。
我们现在往往把大明朝的灭亡归结于“横征暴敛”，其实大明朝的税收水平实在是很低的，万历中叶的年收入才四百多万两银子。
而大明朝要动员十万军队，其年花费要到五百万两左右，而这还仅仅只是维持费用，还不包括装备、补给、弹药、粮秣——要动员人手把这些东西运送到战场上，还要花更多的钱——要知道阎应元一个科级干部，腰刀也是价值三十余两银子的呢。所以大明朝的军队每次丢盔卸甲，就大大的便宜了满人。
大明朝的皇帝，尤其是管事的皇帝，比如说崇祯，真的是很头疼，小小的打一仗，他就要破产。所以崇祯一天到晚象个催命鬼，今天逼着袁崇换“五年复辽”，明天逼着洪承畴“克期决战”，后天逼着孙传庭“出关剿贼”，把三个最好的督师都给卖掉了——今天的人都骂他白痴，可是你自己上去试试看！没准你比他破产还快。
大明朝的皇帝不但养不起军队，而且打不起胜仗。戚继光定下的倭寇脑袋的价钱，是三十两银子一颗，杀敌千人就至少得发奖金三万两——别说少，就这点钱，大明朝后期都拿不出来，左良玉在辽东的时候，就因为发不出工资被当兵的吊起来打。欠饷成为明末的普遍现象。
而蛮族呢？不用说了，即便不是全骑兵的后金，成本也比大明朝低得多，他们穷得很，《天聪朝臣工奏议》说“全靠兵马出去抢些回来”，可见他们出兵的成本为负，支付的时候当然很有积极性。
所以成本决定了行为，决定了战略战术，也决定了胜负。
所以，科技水平低，但是成本更低的蛮族，在竞争中胜出。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
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
按照目前广义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人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创造了与海洋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就是海洋文化，它是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创造。具体说来，海船，航海，有关海洋的神话、风俗和海洋科学等都是海洋文化。本文所使用的海洋文化就是指具有这样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
文明，按《辞海》的解释：“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国外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定义。（1）本文取文明的这一定义，对海洋文明作出这样的界定：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文明，分析这种文明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寻找后来海洋文明的发展，最后总结出海洋文明的根本特点和优势，以使我们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起点。
考察人类有据可考的历史，按上述的标准要求，第一个有充足的史料证明的海洋文明当是古希腊文明。海洋文化和大河文化容易混淆，下面就是海洋文明也是大河文明的特点和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1、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而大河文明则是封闭的。
2、海洋文明国家代表是古希腊，而大河文明的代表是古代中国，她们都是文明古国。
3、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都是非常的古老。
4、在一定情况下，两种文明可以相互转化。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的全球政治里，世界被分为了两大块，一块以英美日为首，一块以法德中俄为首，人们以政治经济利益为分析，做出各种研判。但是当你摊开世界地图，如果还有一点世界史与文明史的知识，那你会发现这哪里是简单的政经利益抗衡，这分明就是两种文明的对决---海洋文明国家与大陆文明国家的对决！
海洋文明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征服与开拓，还有强烈的重商主义等。海洋文明中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典范---英国和美国是它们的代表。连系到伊战中战在美国一边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那都曾是海洋文明的先锋和追随者。日本则是亚洲中海洋文明最发达者。
大陆文明国家的发展受到的制衡总是非常大的，不仅有海洋文明国家，还往往会受到相邻大陆国家的干涉，所以对这种制衡的打破总是充满阴谋与战争，而在大陆国家内部则伴随着的是剧烈的动荡与革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大主要大陆国家的皇室全部被推翻，在历史上消失了。相反几大对伊动武或支持的海洋国家内，除美国是新建，意大利立国历史较特殊，只有葡葡牙皇室被推翻，其它的皇室都延续至今。
历史上，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英普（德）联手对法，英法联手对德，或对俄，美英对日本等，都不是海陆文明的对抗，但同质的都是防止另一个强权的诞生及阻止它的扩张式行为。
大陆国家的地理特点是陆地联系方便，但出海口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封锁，最明显的是德俄中，所以人民海洋能力和海军薄弱。陆地再方便，也无法向海外做大规模扩张，像俄罗斯的扩张也是向东南西方向的扩张。法国虽然出海口宽阔，但受制于英，扩张只能发展到南部非洲和亚洲中南半岛一带，没有控制到最重要的海洋交通命脉，仍然只能算做大陆国家。德国基本上是没有像样的扩张，依靠本国力量发展为世界强国，这点值得今天的中国学习。中国，近代不仅没有扩张，连守成都没有，不多说也罢。
海洋国家的征服与开拓是资本主义的开端，首先是荷西葡等国，打开了野蛮血腥的黄金白银之路，随后的英美日也相继加入进来，只是英国的统治手段较高明，而美国除了在早期屠杀印地安人后，就换了包装推销方式，迷惑了不少人，而日本人由于天性粗暴顽强，被打了个半死，还留下中国的集体仇恨，这是后话了。那时的大陆国家也在干相同的活儿，并没有哪个更好哪个更坏的区分。
更为有趣的是，欧洲国家在伊战态度中支持法德俄的还有爱尔兰，比利时，希腊。除了政经因素外，这三个国家都不算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比利时虽临海但历史上从来国力和海洋能力都很弱，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与英国等的新教例来不咬弦，而且天主教是比较传统的宗教，而希腊则ＮＮＮ年前可算是海洋文明，但衰落了而且信奉的是东正教，所以三国更偏向于大陆文明。
北欧几国中丹麦挪威支持美国，旧时的北欧海盗可是声名在外的。而其余东欧小国大都支持英美，虽然大都海岸稀缺甚至不临海，但是历史上饱受两大陆上强国俄德的压迫，对这种压迫的恐惧感延续至今，于是将自身的安全放在了与海洋文明国家的联系上。
在东方，中国近代在海洋问题上执行海禁政策，加之其它失误造成了国家被侵略挨打的惨痛经历，在七十年代末期则是主要面向海洋，又走向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以至于有这样的说法，海洋文明就是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明。大陆文明则是内向的，落后的的文明，中国要热情的拥抱海洋文明，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但如果这样说来，那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对抗岂不是成了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对抗？这世界的理论未免太简单，而我们还有讨论的必要吗？干脆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投降算了！
非也，在涉及到这个论题前，我已经觉得用海洋或陆地来标签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是一种无聊的说法，海洋或陆地可以是文明的形态，但历史现在和未来都会各有先进的时期和伟大之处，虽然近现代则是海洋稍占优，但这是因为海洋还是因为开放的意识形态呢？从德国和苏俄的崛起看来，显然是后者，在理顺了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后，俄德的崛起都是超前与跳跃式的。临近海洋更易于得到海洋的开放心态，这是当然的，但是如果有伟大的启蒙式导师，如德国的哲学家群，威廉二世，俾斯麦首相，俄国的托尔斯泰，列宁等，大陆国家一样能取得开放心态，并一举做强做大。（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很超前，国家强大了，但一些道路走差了）
那为什么当今世界会出现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对抗的巧合呢？这与出现了历史上最强大的海洋型国家---美国有最直接的关系。之前以经说了，海洋型对海洋的依赖性，如资源，产品的进出口十分重要，对航线，沿海要塞的控制欲十分强，因此这是一种侵略型的文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斗垮苏联后，以经没有单一国家能与美国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相抗衡。但美国高度物质文化下的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美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单边霸权主义路线，以确保其经济和生活水平保持在最优越的地位，它甚至不能容忍同为西方“民主”的，但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威胁到美国的地位。
在美国控制了世界海洋航线和重要据点，而且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海洋型国家时，大陆国家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对手。大陆国家在历史上确实较容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家，有独立的文化又并不像海洋国家那样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经济与文化上有别于美国的一个强国美国是十分担心的。但一个法国是没有力量的，一个德国同样不行，但当法德两国要联合起来，主导了欧元的诞生，同时还要整合未来的欧洲，美国人对出现这样一个竞争对手自然耿耿于怀，联合英国这个同样文化背景的海洋国家，对法德主导欧洲的企图实行干扰手段。是美英ＶＳ法德的实质。俄罗斯的情形也差不多。目前的欧洲整合已经被美国搅得大乱，前景暂时十分的暗淡。俄罗斯目前与美国的关系也大不如前，俄人民已越来越看穿美国不愿俄罗斯崛起的本质。
回到我们中国，中国的局势是一个较欧洲更为典型的海洋国家（地区）与大陆国家的对抗。美国利用日本到印尼的两层岛链，把中国严密的封锁起来。中国要打破这层封锁的第一个关键切入点就是收复台湾。我们要打通海洋，但我想我们不一定把此说为走向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把海洋文明说成是灵丹妙药，不见印尼乎？不见阿根迁乎？没有人民普遍开放的心灵，任何文明都是假的！
与此同时，在亚洲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海洋文明国家---日本，深植于日本心中的是对辽阔大陆的恐惧与渴望，恐惧是因为大陆的强大，再如何的海洋文明，它都不能没有“陆”，哪怕是一个岛，一个强大的大陆对岛型国家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梦魔。渴望则是因为海洋总是变幻莫测的，大陆永远是人类的根，日本人对海洋的敬畏和对大陆的渴望在他们二战前后的言论和战后的灾难型电影中表现无遗。
以上可以看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对抗的的第一点实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能出现超级强国的国家只有大陆型国家，海洋文明的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控制海洋航线和要点，利用经济文化手段和海洋国家对大陆国家先天性的疑恐，拉拢控制海洋国家，对可能出现的大陆超级强国实行预防性制衡与打击措施。
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对抗的第二点实质是：海洋文明由于是一种带有强烈扩张主义，重商主义与物质享受主义色彩的文明，因此经济自由的全球化最为海洋文明所推崇，但目前世界的发展正受到一系列社会道德，环境问题的困扰，人类面临着危机。文明发源于大陆，现在世界的普遍文明却受到海洋文明中的代表---英美文明影响过大，过份得简直成了某些文明的标准，英美新教环境中产生的这种文明，既发展了资本主义，也有可能把人类引向毁灭。大陆文明中尤其是中国文明与法国文明，优秀的方面很多，从本质看更适合人类的未来需要，怎样发展自身的文明，为世界文明多样化和人类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是两种文明的另一种对抗。
从《河殇》开始就一直对“海洋文明”的提法有疑惑，每个文明都有其发生的渊源和长处，为什么，海洋文明就一定比大陆文明先进？后来渐渐发现了一个事情，鼓吹海洋文明最厉害的，就是英国日本这些边缘国家，他们要对抗大陆地广人多物博的巨大压力，就只能鼓吹以自由商业贸易为代表的海洋文明，以此离心力来抗衡大陆文明的向心力，并以此来求得继续孤立海外的理论依据。从小喜欢地图，看电视电影时候也很留意地图，发现了一个不知道是否巧合的现象，大多数大陆国家把陆地放在全球地图中央，而大多数以海洋立国的国家都是把海洋放在地图中央。而海洋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英国，日本。
而这次伊拉克战争，从思想上来说，岂止是基督教国家和回教国家的冲突，更高层次应该说是“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又一次挑战。从世界角度来看，美国也是个偏离亚非欧大陆的边缘国家。
说到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对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谈：大陆文明的征服后大陆文明和岛屿野蛮文化结合产生；旧大陆文明崩溃后对新大陆文明的抗拒防御；以海洋文明倾覆大陆文明并尽力破坏大陆文明的统一并重生。
以上述三国为代表分别对三个阶段进行阐述：
一、海洋文明的诞生。可以说，所有海洋文明的诞生都是以大陆军事力量的征服开始的。罗马征服不列颠，欧洲列强征服美洲，大和民族征服本州岛（已经证实，大和族并非日本土著部落，而是从海峡过来的大陆部落，而后通过不断的征战和种族屠杀才成为日本的主体民族）在征服的过程中，占领者发现只靠军事是无法彻底占领的，他们也需要土著长期生活的经验立足。而这个时候随着军事优势的确认，大陆的世俗生活和文明传播者也开始来到新领地。东西方文化的殖民者虽然手段不同，但动机却惊人的相似，用大陆文明统治新领地，于是东方的和尚和儒士，西方的牧师和科学拥有了一个个引以为豪的殉道者。但是，新领地的自然气候完全不同于大陆，生存环境的不同，使站在文化层次的精英们也不得不从现实的角度对土著文化和本身文化进行思考，他们要创立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并适应于生存环境的文明，在这方面东西方文明自身不同，也决定了思考结果的不同：东方日本形成了神道教，儒教，佛教相互并存的局面，而英国则数次爆发宗教革命，虽然仍在基督的大旗下，却对罗马教廷保证了独立性。至于美国，则是在信仰自由的旗帜下，对土著原始宗教进行了屠灭（现在的所谓印第安研究，只是文人的游戏，不能影响大局了）关于这段历史，有个最贴切的形象代言人——微软公司游戏《帝国时代》中的骑马牧师，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马背上驮着劫掠的黄金，为让野蛮的人懂得文明而使用野蛮的手段。
二、海洋文明的独立和成熟。大陆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沟通自由，每一种新兴制度都会走向衰老，于是，内乱开始了，英雄枭雄们开始为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制度而征战，地处疆域边缘的海岛自然无暇顾及。在战乱纷飞中，大陆的人民进行着思考，思考过去体制的不足，计划着新一轮的文明，无数的理想依靠军刀而生又在军刀下夭折。在而边缘地区的民众这个时候却不能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和思维的无所适从，他们已经初步形成的有地域特色的旧文明使他们有优越感和安全感，又因为大陆新文明的诞生，对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有了冲击，因为他们靠距离形成的阻隔，使他们有思考和拒绝的权利，而不是大陆人那样只能选择接受和灭亡，于是，脱离母体的行动开始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海岛开始全方位实现独立。其中政治军事的独立，只是使他们不再接受中央政府的统治。但双方实力的悬殊，使他们只能采用长期防御短促突击的方式（英国西班牙的私掠船海军上将，日本的武装商人）而文化的独立也只是让他们感到孤立和对大陆文化的向往。而经济的独立，更只是独立宣言上的口号。如果没有指南针的发明，没有大规模航海的可能，岛国们最终只能以藩国的身份等待大陆霸主的册封或者征伐。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原来让大陆人类感到无奈的海洋成了随意跨越的河流，成为比道路更方便顺畅的途径，海船的载重更非陆地运输工具可比，最终促使岛国经济真正独立的实现。而经济可以说是政治军事的基础。于是脱离母体的岛国文明诞生下的必须具有的却一直薄弱政治军事力量终于强大起来。这种强大又反过来保护岛国文明发扬广大，最终形成可与大陆文明相抗衡的海洋文明。
三、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争斗。说到争夺，我先简单分析以下两者的不同。首先是对待不同文化态度的不同，大陆文明认为只要你认可我的文化就行，非常讲究包容性，而海洋文明认为你必须服从我的文化才行，非常讲究思维单边性，这是由其文化产生根源决定的，大陆文明来源于各种文化的碰撞和妥协，海洋文明来源于优秀文化的征服和旧文化的保留，直至现在，很多海洋国家表面开放自由，骨子里却异常保守不愿接受其他文化也是这个原因；其次是经济运行体制的不同，大陆经济因素都有其可预测性，其固定的道路确定了人民必须共同使用并维护道路的正常运作，集体协作才能战胜盗贼和天灾人祸，所以大陆国家更易接受计划经济，而海洋国家的贸易通路在海洋上，道路不固定，影响因素无可测性（最危险的就是海上风暴）怎样抗拒灾难，完全靠一船甚至就是一个船长决定，其贸易方向政府无法也无必要控制，所以海洋国家更能接受自由贸易思想；政治倾向不同，前面已说，经济决定政治，由于经济发展和现实环境的需要大陆国家更能接受中央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大多在大陆国家取得胜利）而海洋国家更能接受邦联或者所谓的地方自治体制（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的英国，亚洲的日本胜利）；最后就是人国关系的看法不同，大陆的灾害一旦发生就是在很大范围内波及很多人但却有可能战胜，个人的力量无法战胜，只能靠集体的力量才有希望成功，所以大陆的统治者必须维持其统治的专一性以达到调动全部力量抗衡天灾人祸的目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中国如何在长江黄河的肆虐下繁衍生息出13亿人口，文明延续6000年，所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能接受国权大于人权的观念，民重君轻，所谓的民实际指的是社稷，而最高贵的君主，也不能和其相提并论。而海洋的灾害一旦发生，主要波及的是航行的船只，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灾难，人们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集体防御，他们只能靠自己个人和小团体的力量去逃避或者保全自己，而这个时候，政府的强权也无法对自己的人民形成有效帮助，长期的无法互救和政府无力导致关心自己和周围的人，对他人冷漠的岛民心理，最终形成强调人权大于国权的思想观念。而这两种对大小不同的思维观念（呵呵，突然插一句，以前看《格列拂游记》只觉得小人国根据吃鸡蛋的先后就分出两大派系是笑话，现在写到这里才幡然醒悟，原来影响还真有这么大，到底是几百年前的作者厉害，还是我太幼稚？），最终导致对民主和自由的不同诠释，导致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海洋文明最明显的民众心态就是保守独立自卑狭隘。海洋文明的自卑心理是其很多行为的根源：海洋文明是旧大陆文明的产物，虽然一直宣称自己的独立和先进，多少却对生长自己的母体大陆文明还是怀有恐惧心理的，他们永远担心新的大陆霸主携带新的大陆文明再次进入海岛，重演一出征服野蛮的历史剧，于是，岛国们根据自身实力的消长调整其大陆政策。
处于劣势的时候，岛国们就宣布闭关锁国的政策，表面上以一种孤芳自赏，笑看风云的隐士形象嘲笑争斗中的大陆豪杰，暗地里却以中立的名义与交战各方开展贸易，并以政局稳定为诱饵来招诱战乱中的技术精英，最终实现自身实力的积累，一代代的埋头努力，都为其有实力和大陆叫板而努力。
势力可以自保的时候，岛国们就开始煽动大陆的动乱，鼓动大陆的分裂，一次次把大陆的和平打破或则驱使大陆的分裂延续下去，以防止新一代大陆霸主的出现，由于文化的不同，英国在欧洲成功了，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在在英国的顽强抵抗和不遗余力的支持和煽动下失败了，分裂的欧洲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后院。（又是个巧合，现在闹得最厉害的就是曾经梦想统一欧洲的法德两国）日本在亚洲失败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过早成熟的哲学体系，使得日本的一次次努力失败，在一次次的新霸主的威胁下，日本只能以雇佣武士和艺妓出租为荣（从室町时代开始，就有很多武士艺妓到南洋各国谋生）。而美国，这个全世界的边缘岛国，其行为则更加高深和全面，在东亚，扶持日本韩国印度，纵容台湾西藏独立，遏制中国这个无法分割的大国发展，在中东，支持以色列，分化各阿拉伯国家，阻止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在非洲多次煽动政变，影响非洲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欧洲，扶持英国，推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激化巴尔干矛盾，对欧盟欧元多次非难，都是其民族战略的阶段体现。至于美国之音，更是明里鼓吹海洋文明的民主自由，暗地里煽动民族分裂，以达到自己分而治之的目的。这和日本当年的鼓吹满州独立华北自治，英国保护各国皇室和文化何尝不是一脉相传？
一旦大陆衰弱，海洋实力膨胀的时候，海洋文明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强力倾销其文明理念，至于大陆人民是否接受，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当初建立的方式：以火枪推销圣经。于是，日本进攻中国，美国进攻伊拉克。
大陆霸主对海洋文明的反击。应该说东西古今的大陆霸主都是能认识到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及其统治的威胁的。西方的拿破仑希特勒都对英国防范最深，然而他们的对手意识不到这一点，纷纷向英国求救维持其独立的地位，对抗统一，而中国的枭雄们几乎都抱着一颗统一天下的心，即使有个别人借助日本的力量，也只是把其当工具用于完成大陆的同意而非维持其割据（哪怕最为人不耻的“二十一条”不也是为了同意全国而签的吗？就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应，单从这一点，已经证明了中国人民比西方人更有政治文化的深刻理解）。很多人一直在质疑郑和下西洋的断裂，是中国落后世界的开始，其实站在文化的角度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何尝不感到自己仍旧有一个自己的文明的庆幸呢？
海洋文明固然可以强盛一时，但是当大陆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平凡以后并参与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后。海洋文明浅薄的根底就会暴露无疑。并重新回到其争斗中的弱势地位。但即使大陆文明统一并焕发新生，不一定就能征服海洋文明，因为大陆文明的本质就是对不同理念的包容。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最终融合只能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大航天时代的来临。当曾经独一无二的地球只是一个星海中的小岛的时候，当所有的地球人面对共同的未知的星际敌人的时候，地球上的文明冲突才会结束。而要真到了那一天，也许就是新海洋文明诞生的日子。而那以后，也许就如田中芳树所说：“全人类的发源地，只是一个落后的古老星球，地球邪
梁启超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语义：海上波澜壮阔的生活可以激发人的进取之心，而深居内陆久了，就容易被故土上的生活和物质所束缚住，从而丧失了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差别存在着经常的关系。例如，有江河灌溉的暖温带—亚热带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热能和水份，故农业往往很发达；草原—荒漠为流动畜牧提供了广阔场所，成为游牧的温床；滨海地区拥有渔盐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业便应运而生。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草原—游牧文明的粗犷剽悍、惯于掠夺，与来自草原变化多端的气候和“射生饮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提供的扬帆异域、纵横驰骋的条件有关（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那么，上苍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提供的是一个怎样的地理空间呢？早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华夏先民就对自己这片栖息地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司马迁的《史记》则这样描述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的领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不论是《禹贡》还是《史记》，都明确地表明了中华一面向海、一面为大陆的基本地理特征。
在中华民族的主要聚居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北方是蒙古高原，那里是难以跨跃的千里戈壁，戈壁滩以北，则是茂密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再往北则是北极冰原。因此北路的交通充满了重重的阻碍。西北方，以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为起点，其西是极其广袤而荒凉的茫茫沙漠，在大漠南北，更有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雪峰横亘。可见，中国通往西方陆路交通是何等的艰险，不是张骞那样大智大勇的人是难以逾越的。尽管古人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了西域丝绸之路，并一度成为古代亚洲与欧洲之间、东亚与南亚次大陆之间交流的通道，但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至于西南，则耸立着地球上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平均海拔4000千米以上，全世界14座8000千米以上的高峰，有8座矗立在那里。就陆路来说，北、西北、西南三面都是难以通过的。最后，再看中国的东面，面临的则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对于古人来说，太平洋的浩瀚无际，波涛汹涌，凶险异常，同样是难以征服的障壁。而且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地，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上没有内海切割，这就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区域。由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低下，航海器具简陋，航海知识、技能有限，故先民的最初航海活动只能选择在海流平缓、海岸曲折、岛礁众多的近岸海区进行，这种航海活动基本上是视野不脱离陆地的航行。尽管中国有渤海、东海、黄海、南海4处离大陆较近的海洋，但连接着中华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渤海、东海面积太小，东海对面的日本岛相距中国大陆又十分遥远，且航行条件恶劣。南海在4个海中的面积最大，且资源最为丰富，是中国走向外洋世界的必由之路。但南海濒临的大陆，不是华夏文明高度发达地区，其主要是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吸收，而不是通过航海活动向南海以外的区域传布。而内海以外的浩瀚的太平洋，水深浪大，在中国人的眼里一直是个不可逾越的畏途，再就是给人们的想象增加了驰骋的空间。中国所处的这样的地理环境，明显缺乏海洋文明赖以产发的的条件，这对中华民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环境缺憾。
上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从而也造就了中华文明具有内向、稳定型的特征。而生养中华民族的大陆，具有十分广阔的天地——地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广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物产资源丰富，形成了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空间，这是世界其它文明发祥地所不能比拟的。加之中国大部分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这就为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得以滋生和发达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由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组成，在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土地肥沃，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生存。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策源地又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这些区域的总面积，当在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秦汉以后，先民们继续开疆辟土，进行民族交融，形成了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地。命运为中华民族安排了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在这种地理条件下，中华民族便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土地之上，依靠广大的陆地和千万条河流的滋养哺育而生存和发展，并形成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河文明。
再看欧洲人所聚居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处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陆间海，被称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簇拥地中海的陆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贫薄，不适和农作物的生长。但其地陆海交错、港湾纵横，海面大多是波平浪静，确为地中海人航行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由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隔着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汹涌的狂涛无法使它掀起大的波澜，因此它不仅潮差不大，而且比较平静温和。地中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岸线曲折，半岛众多，天然良港无数。以东地中海之一的爱琴海为例，它由北方的的色雷斯，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的伯罗奔尼撒，南方横条状的克里特岛合围而成。其间陆海交织，海上岛屿星罗棋布，海水较浅且相对平静，海内任何部位距离陆地不过50海里，一旦风起云涌，船只可以随时返回港湾。“地中海是这样一个海，在这里用帆可能一连几天不能行驶，而用橹桨却很容易渡过平静的水域。”（托尔《古代船舶》）地中海人一旦懂得了用橹桨，就可以走进海洋，而在世界其它地方，人们必须耐心等待“帆”的出现。从上述诸方面看，上帝对地中海沿岸民族的确有所“垂青”。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地中海人的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而且形成了一种向外展拓的文化类型。于是，地中海成了人类海洋文明的摇篮之一。
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由于高山、高原和浩阔太平洋的限制，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世界其他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明显地相互隔绝、彼此独立着。大海茫茫，中国的航海者举目能“望”见的，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国的地区。中国的航海者们从事航海活动的结果只是把自己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单向地传输给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如日本、朝鲜等，这种文明交流的不对等，对于中国的航海者乃至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无“利”可图。与中国的航海者不同，地中海的航海者则充当了地中海南北两岸中间商的角色。经过地中海人之手的，是亚、非、欧三种比较发达的文明互相传播与互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而这种“功利”，在中国海的周边是无法得到的。中国的航海者在战胜了远比地中海航海者遇到的大得多风浪和代价之后，却不能像腓尼基人、希腊人那样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
四、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便利的农业条件使中国具有鲜明的大陆——河流型的农业文化特色。从深层次角度去寻找中华民族海洋实践与意识，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的农耕文化所决定的。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海洋的探索完全是农耕文明的依附。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从来不是独立于农业文明而存在的，从来也没有成为中国文明的主导。这与地中海地区航海民族较早摆脱农业，发展海上贸易并成为一种超越农业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立生产方式不同。
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从源头看有游牧、农耕和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起于内在不足，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华民族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农耕社会里，中国人关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脚下的陆地以及陆地上滋养他们的江河。黄河、长江等江河两岸富饶的土地，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季风气候都为中国以农业立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一贯坚持“以农立国”的政策，对工商等所谓“本末倒置”的行为实行打击和排斥的政策。农业文明的特点带来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男耕女织，世代相传。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主体——农民，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他们固守在自己那一小片土地上，周而复始地精耕细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穷年累月“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墨子·非命下》）的单调而又稳定的农耕生活，使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人无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欲望，故而发展了保守性和追求稳定和平的心态和“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性格特征。他们居于一地，安之若素，如果不是出现大的灾荒或战乱，则很少流徙；即使不得以而转徙他处，一旦情况好转，便又回到世代劳作的土地上。就中国的航海者本身而言，他们大多也是农民兼航海者，不像西方海洋民族那样以职业航海者居多。中国的航海者由于身兼农民与水手双重身份，把生活的场所从陆上田地变到流动的海上，但终究难以摆脱农业文明熏染下农民的本色。而少数中国人在海上进行“渔盐之利”的开发，但这不过是为了获取农业生产不足的补充。至于海上航行和商贸往来，相对农耕之事而言，不过是末节而已。而费尽千辛万苦从东西洋舶来的“珠香象犀玳瑁”等奢侈之品，主要为上层统治者服务，与广大劳动人民不大相干。甚至于明代出现的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其所带来的强烈海洋气息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农业社会内向、封闭、自给自足的特点，更没有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带来根本性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在无求于海洋的情况下，这里的农业文明已高度发展，并且登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而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沿海的泥质海岸太过于平直，不利于航海，二者结合，使我们的先民对海洋的价值常常看得无足轻重。”（《人文中国》）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从内部限制了中国向海洋的发展。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因此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长城曾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但一旦入侵的游牧势力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了心理方面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外族侵略的心理“堤防”。渐渐地，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便铸就了象征长城精神的防御思想，其特点是：求稳怕乱，不思变革；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崇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道，不冒风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也有少数野心勃勃的帝王进行过一些拓边的尝试，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和唐太宗，都曾派精锐之师拓边，但兵锋所向主要是亚欧大陆的腹地，而进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的防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四），正是当时热血男儿向西北开拓时的悲壮豪迈的胸怀。值得一提的是，崛起于蒙古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的元世祖忽必烈，曾派一支强大的舰队远征日本，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堪称是中华帝国大规模远征海外的唯一一次尝试。
从当时东亚地区的情况看，这个以农耕为主的的中华文化的发达程度远高于周边一些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民族，可谓一枝独秀。然而，在近似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这种由文化优越感而来的自豪感不断膨胀，最终导致了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畸形心理。自先秦以来，华夏民族便以居于世界的中心而称自己为“中国人”，而对周边众族而蔑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华夷观”的形成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超越大陆、走向海洋的思想和行动，也扭曲了中国与外域民族的平等交流的心态。秦汉以后，中国人便以地大物博炫耀于四夷，并作为征服“四夷“人心的一种外交手段。他们总认为，在物质上唯人有求于我，而没有我求于人；在文化上唯我自大，对外来文化一般持“俯就我范”的态度。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了发达的远洋航海技术，但在以农为本的统一帝国中，不但没有给中国人提供走向海洋，走向开放的契机，反而成为加强“我族中心、自给自足”观念和巩固封建社会结构的工具。
闭关自守到了明清两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全世界不少国家开始全面走向海洋的时候，中国却出现了与世界潮流相反相悖的逆向运动——海禁。明代洪武年间，禁止近海人民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与外国贸易，违者以谋判罪处斩。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盛举，但民间海上外贸仍遭禁绝。“永乐间，以渔人引倭为患，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后虽有所解禁，但嘉靖三十年后，因倭患再起，海禁亦随之而来。清初康熙时，曾一度开放海禁，海上贸易得以兴盛一时，但反对之声却不绝于耳。雍正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正式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口岸通商，并对民间海运限制日甚。一个泱泱大国面对并不十分强大的倭寇就吓破了胆，只得筑起海墙以御外敌——即在沿海岸从北到南广设卫所并驻扎大批兵马，严阵以待来犯之敌，但独没想到越出海岸，在大海中截杀倭寇。而一旦比倭寇强大多的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梯海而来，海岸上那些所谓的坚固防御工事便很快土崩瓦解，中华大门顷刻洞开。而与防御外敌入侵相配套的海禁政策，更是因噎废食的昏庸之举。明清两代，“封疆禁海”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中国与海外世界的隔绝，使中国的命运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原本在十五六世纪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鼓励性的发展，它所需要的海外原料、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观念等，都被“海禁”这个围墙扼杀了。
另外，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也充分显示出大陆民族的特性。中国城市的起源很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都市。此后，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先后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而且这些都市几乎都坐落在大江大河的两岸。然而，唯独海岸型城市，直到隋唐才出现，且久未发育充分。直到近代，当东南沿海被西方列强强行开辟为口岸后，才逐渐产生了全国性的滨海都会，如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在南欧与西欧，滨海型城市早在古典时代就已大批涌现。如古西腊人不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广建滨海城邦，还在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海岸筑了不少城市。如位于梅安河口的米利都，就是当时盛极一时的滨海商业中心，每天都有来自地中海、黑海沿岸的腓尼基与希腊船只驶入，这些船只不仅满载各地的商品和货物，而且带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信息和科技文化知识。此外，希腊人还在地中海沿岸殖民地建设了一系列滨海都市，如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马利西亚（今马赛）、那帕勒斯（今那不勒斯）、亚历山大，这些都是南欧、北非古今沿袭的滨海名城。
五 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也完全折射出中华文明主要是大陆文明，而不是海洋文明。 中国人从未背弃过海洋，但也从未真正关注过海洋，海洋作为“化外之域”的观念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那么，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海洋的呢？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认为“海”字，从水从晦。汉人刘熙《释名》说：“海，晦也。”所谓晦，是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晋人张华《博物志》也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大海与苦难、凶险和荒蛮联系在一起，如把沉重的灾难称之为苦海，把北方西伯利亚荒凉不毛之地称之为北海，把茫茫沙漠称之为瀚海，等等。中国古代曾有“君乘而王，则海夷”的说法，意思说有了君子、好人做君主，海洋就不会泛滥成灾。中国古人把海洋等同于灾难所在，所谓“海夷不扬波”，即大海不起波浪、风平浪静就是天下清平的象征。成语中的“海宴河静”，更是把平静的海洋与不泛滥的黄河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条件。
有人说，海洋神话是航海人童年的梦想，海洋神话决定了一个民族海洋文明的基调，体现了一个民族对海洋的理解和海洋活动的影子。世界各海洋民族中都有许多关于海洋的神话，比如日本神话中两位海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册尊结合而孕生出日本岛，这则开天辟地的神话表明了海洋在日本民族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再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具有狂暴的惊人的破坏力，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对海洋的理解，同时也是古希腊航海者富于冒险精神和浪漫气质的曲折表现。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关于海洋的神话并不多，而且真正完整意义的神话只有对海外世界奇诡的描述。与此同时，神话传说中的四海海神禺强、禺虢、不延胡余、海若，其形象相仿，且都是凶恶狰狞的。据《山海经》等文献记载，北海之神禺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海洋神），其形象是十分凶恶，且地处幽暗，掌管生杀予夺，实际上又是一位死神。上古神话中还有关于大禹巡海、海外异国的奇人奇事等故事，其中《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海外世界的异国奇民的神话，比如其中记述了“灌头国”、“长脚国”、“大人国”、“玄股国”等的生活情况，充满了奇诡怪诞。这些神话折射出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即海洋是强大、凶险和变化莫测以及不可知的。即使像世人皆知的《精卫填海》神话（最典型的非海神神话：言炎帝之女女娃，失足于东海而被溺死。她死不瞑目，为了与溺死她的凶险大海进行抗争，其灵魂化作一只精卫鸟，每天衔着西山的木头去填大海），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征服海洋的雄心壮志外，主要是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海洋观——海洋是阴森可怖的死亡之所。及至唐宋，伴随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兴旺，出现了新的民间海洋神话，最富有影响力的是海上女神天妃妈祖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是说妈祖女神经常显灵，解救海上从事捕捞和运输业的人们。这则神话表现的出无非还是人们对大海的畏惧心理以及祈求航海安全的心愿。
在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观念中，对水的崇拜之情相当浓重，但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大江大河。先秦时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周官》）。出于对大海的恐惧和崇拜，中国古人也祭祀大海，但往往列于江河之后，“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礼记·学记》）。事实上，秦以前，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人很少与海洋发生利害关系，因此人们祭祀的水神除了江河以外，就是湖、泉、井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体之神。直到秦朝一统天下后，随着疆域的拓展，人们航海活动的增多，才开始祭祀海神。到了汉朝，海神才逐渐被提到了与内陆水神同样的地位。这种河享有独特地位而轻视海洋的倾向，完全出于人们的功利目的——对华夏民族来说，大海所能给予的恩惠远远小于江河；与此同时，古人对海洋的祭祀和崇拜，主要出于对这种自然力的畏惧。可以说，对海洋的畏惧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之中的。
中国人对海洋的敬畏心理与占统治地位的“四海”说相结合，乃有“海内”、“海外”之别和天涯海角之说。这种认识无非是把海洋与陆地的边缘看作一道自然屏障，屏障之内是可触摸的土地，屏障之外则是虚无缥渺、吉凶难测的未知世界。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形成了中华民族封闭的“海洋地域观”，对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海洋的畏惧使中华民族更多地在大陆上纵横驰骋，而很少涉足海洋。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脸朝黄土背朝天”，对苍天厚土甚至贫瘠的不毛之地充满了依恋，能够做到寸土不让；而对像蓝天一样广阔、比土地更加肥沃的海洋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或视而不用。中华文明之所以被称为大陆文明，显然与此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
这种重陆轻海、重河轻海的意识，也深深渗透到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并体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中国古代诗文中很少论及海洋，既使涉及，也往往把大海视为神秘莫测、虚无缥缈和日月、神仙出没的地方。“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君奭》）“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书·立政》），显然以海际为天边。《山海经·海内北经》载：“蓬莱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大人之市”指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以后的蓬莱三神山的神话即源于此。“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把大海当成神仙居住的地方。直到今天，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仍烙印犹存，如我们长期所受的是“领土就是国土”的教育，从小就知道祖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唯独忽视了我国还有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内水和领海（根据《国际公约》，国家管辖海域除内水、领海外，还应该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此计算，我国海洋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可以说，这部分海洋国土未被计入国土面积中是我国地理上的重大失误。
先秦诸子除庄子以外，也很少有论及海洋的文字。儒家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都生活在离海不远的邹鲁地区但他们对大海似乎无动于衷，偶尔也提到海洋，如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原来他老人家是在政治失意的时候才想到了大海，不过却是把它当成了隐居避世的处所。孟子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孟子·尽心上》）把辽阔无限的海洋当成了叹为观止的对象。道家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似乎对海的观察和认识要过于孔孟，不过他们论及海洋也主要是为阐述自己的“道”服务。如推崇水“几于道”的老子说：“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第六十六章》）无非是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自然现象比况“道”之处下不争、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倒是庄子论及海洋的话不少。《逍遥游》中，庄子为了表达其逍遥游境界，以寓言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大鹏图南”的壮举：北溟巨鲲，化为巨鹏，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庄子·逍遥游》），迁徙于南溟。庄子以天地间最大的物象——大海和天空作为鲲鹏活动的舞台，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并以大鹏图南的壮举向我们展示了巨鹏开拓进取、超拔绝尘的精神境界。尽管庄子所谓的逍遥游指的是精神、心灵的逍遥，但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秋水》中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河伯见大海的寓言故事：河伯看到自己浩荡东流的样子，十分得意，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和自己相比美；当它来到大海跟前，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渺小，于是发出了“见笑于大方之家”的感叹。这似乎在隐约地在向我们昭示：人类文明的轨迹必然是从大河开始。但大河文明的长度就是大河的长度，而海洋文明不论是长还是宽，都是无限的。尽管庄子的所谓海洋意识是不经意间的，但并不妨碍我们今天为庄子的这些富有海洋文化般特征的寓言赋予全新的内涵，也只有到今天我们才从另一个层次上读懂了庄子这则寓言的深刻意义。
秦汉以降，文人描写、议论海洋的文字逐渐多起来，但大多着眼于海洋的神秘莫测，把海洋想象为吐星出月、神出怪匿的世界，充满神异色彩。如东汉班固的笔下，海洋里的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其上“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朱柴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厢”，呈现出的是一派仙景。战国至秦汉的许多帝王，都认定海洋中有仙人居住，有长生不老药藏于其中，并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海上寻找仙药。特别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更是派徐福等方士三番五次去寻不死药，但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汉末曹操的《观沧海》诗说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则是古人关于大海是吐星出月地方之观念的体现。到了隋唐，那时人对海洋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白居易《长恨歌》），仍然把大海视为神仙出没的莫测之乡。
唐宋以后，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航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人们的海洋知识开始从朦胧逐渐趋于具体。元代宋元曾随元朝庞大的航队远征日本，其长篇组诗《鲸背吟》将海上“碧汉迢遥”、“银波汹涌”的景象和所见所闻用诗的形式描绘出来，堪称当时海洋知识的总汇。明代郑和下西洋堪称是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一次壮举。郑和随行人员写了大量关于航海经历和海洋知识的著作，如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槎胜览》等，真可谓洋洋大观了。然而，作为大河文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尽管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日益丰富的航海经历，但重陆轻海的观念却并未因郑海等下西洋的壮举而改变。直到近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和知识仍处在较低的层次，中国的航海事业因缺乏内在的动力，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和拓展。
西方海洋国家对大海的认识则与中国人大异其趣。先哲黑格尔以地中海文明产生为例，称其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他认为大海对“海岸地区”的地中海文明的塑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人类面对茫茫无限的大海，会同样感到自己的力量是无限的，因而会激起无限的勇气，去超越那被大海阻断的有限陆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热情洋溢地盛赞大海：“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服在土地上，把它卷入无限的依赖里边，而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他便是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黑格尔不仅唱出了一曲西方人的海洋颂，也道出了海洋民族的禀性和特征。
“历史的惨重代价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前提的。”恩格斯道出的至理名言已为当代的文明史所证实。在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和冲突中，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在痛定思痛中进行了刻骨铭心的思考、比较、鉴别。创造了如此辉煌文明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衰落？西方蓝色文明为什么勃然兴起？历史在昭示中华民族，直觉在告诉中华民族，西方列强的强大，靠的是那片至大至阔的海洋。在浩浩荡荡世界海洋潮流面前，中国人逐渐挣脱了“河伯型”心态的束缚，开始重新认识海洋，重新认识世界。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认识海洋价值的先进人物之一，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唱出了一曲中国人的海洋赞歌：“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一掷之。故久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大陆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可见，中华民族已有了全新的观念面对大海，并开始打破封闭篱笆，勇敢地去拥抱海洋，走向世界。
六 需要说明的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是一种互动的和互相借鉴的关系，而无从在整体上区分优劣。大河文明的主要特点是生命力顽强，而且在海洋（工商业）文明的盛期到来之前，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人类早期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最终栖息陆地的民族，还是走向海洋的民族，他们的最初以渔业为目的航海活动都是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的。可以说，早期的海洋文明实际上都结胎、孕育于农业文明之中。一个民族究竟是海洋民族，还是内陆民族，它的文化形态是属于海洋的，还是属于内陆的，其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濒临海洋，也不在于是否有过怎样的航海活动，而在于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还是以海上航运、海外贸易为主要的经济生活。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只有一种经济生活，往往是多种经济形式交互出现。但最终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活决定这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和文明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即农耕文明的精耕细作，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不衰的真正内在原因，历史也就如此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农耕文明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人所生活的东亚大陆，虽然面临着广阔的海洋，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作用于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选择，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农业文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也有海洋文明的出现，但一直没有上升至主位。换言之，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流，海洋文明则是浪花一朵，居于从属的地位。作为典型的大陆—河流文明，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曾执世界文明的牛耳。中国有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曾一度令世界各国望尘莫及。由此你不能不承认，大河文明创造了灿烂而持久的封建文化，维系了长期的政治稳定。海洋文明的特点是发展和变化的前沿性的跳跃性，它活力强劲，有一种勃然而发的力量，可以在短期内迅速生长壮大起来。海洋文明是一种工商业文明，它需要有相当高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生发的前提，而且现代意义的海洋文明是从15世纪尤其是18世纪以来才得以迅速扩展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海载着经济文化之舟不断冲破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从17世纪起，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也就是说，各国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彼此的互动性。海洋作为联接世界五大洲的桥梁，历史地承担起推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的重任。海外贸易和海军历史地成为世界时代的宠儿。
未来的世纪更是海洋的世纪，未来世界历史的流行色和底色是蓝色：蓝色的国土，蓝色的海洋经济，蓝色的商船队，蓝色的海军……在地球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危机和挑战的今天，人类的明天和希望在海洋。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1%，海洋正在成为人类第二生存空间，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未来。海洋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资源宝库，其中矿物资源是陆地的1000多倍，食物资源超过陆地1000倍。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拥有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沿海岛屿6500多个，有4亿多人生活在滨海地区，沿海地区GDP占全国的60%左右，而且其所占份额将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海洋，中国的未来将与海洋息息相关且日趋紧密。不是有西方人发出这样的诘问：谁来养活中国人吗？我们要说，除了立足于曾经创造辉煌文明的广袤大陆外，我们更要依赖于蓝色国土——海洋，因为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宝藏。海洋是交通的要道，它为人类从事海上交通提供了最为经济便捷的蓝色通道，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充分借助海上交通这一蓝色的桥梁。在科学昌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振兴，必须更新重陆轻海的传统国土观，树立全新的海洋观念，“以海为途”，以大开放的胸怀和气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