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是一个畸形的作家

直中靶心。“一百环！”他趴在地上的屁股挨了一脚。团长踢他，以示惊叹。

阎连科向记者说起他二十岁当兵时第一次射击训练，发生如此奇迹。他也不明所以。“大概是我视力好。”他解释：他四十岁时已经老花，所以证明其视力好过常人了。

他继续说他的故事：团长当场又给了他十发子弹。他人生中第二次举枪：九十九环。第三天他就被选入全团代表参加师里射击比赛，他打了九十八环，名声传开。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部队布满了血书倡议书参战阵势，他这个神枪手如何呢，“在人群中恐惧得浑身发抖。”他说：“我体会到了所有军人对战争的恐惧。”

生死交锋的战争黑暗夹杂着血亮泥污席卷着他的当兵经历，而不是别的。前段时期，他受邀去一个韩国东亚和平国际会议，作了发言：“该隐、亚伯和理性的人”，他指出自己既不代表国家也无力代表民间，只代表个人，对战争的记忆和质疑。较早前，他去布拉格领取国际文坛重要奬项卡夫卡奖，作了演说：“上天和生活选择那个注定感受黑暗的人”。

两篇稿子都流传甚广。记者注意到，他在两篇稿子都提到《圣经》人物。一个是亚伯，被哥哥该隐杀死而成为受害者。“所有人类的战争，都是该隐谋杀亚伯的无限重复和放大。]“该隐、亚伯和理性的人]，另一个是约伯，“他在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对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最简单的一句答问，说明了约伯深知他的苦难，是神对他试炼的一种选定；说明光明与黑暗同在的一种必然。”“上天和生活选择那个注定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既不自比亚伯也不自比约伯，但他表达出，“(希望)我们每一个曾经的亚伯都成为今天清醒的人，以此来预防和阻挡该隐在我们脑后的一击，甚至使该隐也成为超越该隐而理性的人。”至于约伯的试验苦难故事，他则从中明白：“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

黑暗，对于阎连科来说，也是中国人命运底色，它反映在他诸多作品中，是惊骇奇谲风格。他向记者回忆着当年：在农村长大，读物单调。当兵后才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小说，是《飘》，他呆了，美国人写的《飘》讲南北战争，但就和他原来读到的中国革命战争小说完全不同。“《飘》是真实的。而我们的小说不知道哪里出现了假。慢慢地我发现我们的战争小说，无所谓好坏，总是离真实有遥远的一步。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我才把自己的战争小说阅读经验抛到后面去。20岁当兵以前的阅读对我的写作亳无意义，它只是让我走了漫长的弯路。甩掉那一段阅读成为了写作的重要的包袱。”

“我是罕例了。”他说，中国在他那个年龄段的着名作家中，他是出道晚的。

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先锋派]，他在部队当兵，只懂得传统写作。九十年代稍后，先锋派丢下文本实验回头寻找自身或分崩离析了，与此同时他来到了现代主义打靶埸。突然地他写出《年月日》，农村生活呈现一种离奇叙事，引发评论界关注：一个人和一颗玉米的故事，加一只狗，人和酷烈环境展开匪夷所思的生死较量。从此他每部作品出来，都与前不同，创作力气象万千层峦迭嶂，现实和心像之间诡妙莫测，达成种种超现实风格。据某评论家说，是他“与魔鬼为伴”的创作天命使然。

据说，战士打靶，越瞄准越打不准，因是靠肌肉和下意识起作用。阎连科写作，特点在下意识的真实，既现实主义绕过直路，经过心灵浑不知觉状态再创造，形成了一种另类真实。国人生存苦难与黑暗来到他故事情节，因此有了枪弹暗器的幽光和暴力的血亮。“我明白自己，是晚熟型作家。”他说，虽然都是现实主义，而他和文坛“先锋派”走了一个相反方向，“当他们从方法走回中国现实，我则是从现实走向方法。”

“我希望这情况下，我的方法论来自于生活本身，不是来自别人指导启发。”

作家阎连科

临近四十岁，他从《年月日》开始，才找到自己创作之路。“是因为年龄到了，库存丰富了，这时候想要什么就从库存拿什么，可以左右腾挪地支取资源。”他说。评论家们忙不迭给他各种定义：荒诞派，狂想现实主义，超现实，黑色幽默等等。但好象都不适用。他本人则在思索着一种“东方主义”的自我综合审视点。

“神实主义”，是他对自己创作观念的定义。他来到孤身一人的神实主义战场，象个真正的神枪手，什么含蓄周到、掩掩藏藏、设置路障等等的写作技巧，在他面前统统败下阵去。他遵循打靶的正确要领：有意瞄准，无意击发。现代主义方法来到他是一种天然，是一种内化。方法论服从于他本人而四面扫荡。他只管写得血肉横飞，荒诞陆离又真相凸显、机趣峻猛。故事逻辑都在，内蕴早已偷换。《日光流年》：三姓村人人患“堵喉症”，活不到四十岁，男人要靠卖腿皮来救治。《受活》：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希冀去俄罗斯买回列宁的遗体以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坚硬如水》：爱欲和死亡顶着革命的名义狂欢地进行，在地道中完成了最后的挣扎。《炸裂志》：关于百年之村向城巿爆炸式扩张的故事。閰连科认为，将来人们要看懂某一时期中国，可以此书为鉴。

也许是这位河南藉作家身上，秉承了中原历史最多灾多难的基因？导致他成为最有本领对付苦难的中国作家？阎连科不仅有的是本领对付苦难，他象是把苦难掰开来，揉碎了，把生之艰辛，民之畏琐，种种众生世相都交付了荒诞，带血吐浓的荒诞在他笔下比真实更真实。他对记者谈起河南人的性格特征因素，“是的，河南人有一种大幽默大丰富。”他说，并指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是小幽默，一字一词的，象《围城》那种的是小幽默如此让人得意。

他指自己是性格很倔的河南人。“我是一个畸型的作家。”他说：“我就是要和我们后面的一种力量对抗。我对自己说：阎连科，你不比任何人有才华，也不比任何人有勇气，但有一点：你不让我做什么我偏知道应该做什么。这个现实不让你做什么，每人都明白，但每人不明白的是自己应该做什么。”

“中国作家很清楚，哪些可进入文学，哪些不可进入文学，但人类的一切经验都是文学的经验，每个作家都同意这一说法的。”

“中国老老少少聪明人太多，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中国作家那么聪明。我就做一个最笨的人。”

现实生活考验着他也是黑色荒诞。阎连科说起自己最懊悔的一件事，是损失了十年。

“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出事，我相信自己不会和一部伟大的作品擦肩而过。”

怎么回事呢？十年前，他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中宣部查禁，该书描写部队长官夫人和勤务兵的婚外情故事，以“为人民服务”木牌为暗号，被指有政治丑化之嫌。之后差不多十年，在写作上变得自我省查。碰上某村卖血爆发艾滋病，他前去十多次，进行调查，写成《丁庄梦》，“但在写作中是做了巨大的倒退妥协的，出来的作品绝对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此还是禁掉。”他说，他心里明白，《丁庄梦》本可以成为何其大作。此书透过孩子鬼魂叙述了艾滋病家族崩溃与村落消失的来龙去脉。

“但当我后来还是放不下，想回头重写，也再没办法了。因为时间过去了，情境和感觉都不复以往。”

“作家一生，也只有三几次能遇上最好的故事，而才华、生活积累、对艺术理解种种也刚好都到了那一步。我却把《丁庄梦》放弃掉了。”

他说，之后为了读者和出版，乃至为了稿费，他写了不熟悉的大学知识分子题材：《风雅颂》。写的不算成功。

“终于，我清楚不能再那样下去了。”

“那十年间我还写了本散文《我与父辈》，是我所有作品中最畅销的，达50万册。但无论出版社如何鼓励我再写这类作品，我都不干了，因为那是没有一点难度的写作。”他对作协位置的邀请也一概拒绝，因为，“你一手拿了人家的，另一手就得给人家抚摸。”“站在边缘观看更有趣。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站在时代国家民族对面去审视，天是不会塌下来的。作家应该把自己从所有的捆绑中拯救出来。目前中国的状况比前苏联不知好多少，为什么集体甘愿失语？”

他对自己说：“阎连科，你身为作家，无论平时生活中是什么人，但只要坐在书桌前，你对自由的要求就应该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他书中人物都会发出响亮哭声。他说到某些情况时，偶而，似乎眼眶发红。

因《为人民服务》被禁在海外声名大噪，阎连科顶了个“禁书作家”的帽子，如今，他作品已走向二十多个国家。《为人民服务》在韩国拍摄电影。继获卡夫卡奬后，两次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一次入围法国费米娜奖短名单，在日本获得推特文学奖。那是日本读者评出来的奖，因《受活》在日本大受欢迎，他和残雪、莫言成为日本文学界最关注的三位中国作家。还有各种文学奖项桂冠也赋予了他。他甚至成了将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各方猜测对象。

记者第二次见到阎连科，恰逢他从香港回来。他由香港科技大学聘为中国文化客座冠名教授，每年有半年在那教授写作。他带着南方海边的清风似乎还没适应北京。他称香港生活舒服，“在这里很烦，总是有种想要逃走的感觉。”他说，“《四书》只在港台出版，《日熄》有望在国内出版吧。”他在构想下一部小说，试图找到一种两全方法。“写书不能出版总是有它伤害地方，文学是需要与人交流的，否则失去意义。”他向记者解释着自己的矛盾状况。

《四书》写上世纪六十年代伊始农村“大跃进”“大饥荒”生活，在此禁书中阎连科不再是神枪手，他简直是司令员雷炮齐上，将禁忌故事讲述得轰轰烈烈.《日熄》(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写全镇人一夜之间梦游故事，各色灵魂在梦游中展现.仍然是黑暗绝望荒诞骇突风格摧枯拉朽。“当然还是有约束。神实主义只是比其它文体自由一点，但仍然是被现实生活逻辑所束缚。为什么梦游时是这样？黑暗，疯狂，欲望，自我拯救，这些只有借助梦游才能表现？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人内心最真实部分。”

“我觉得我的写作还是可以走得更远更舒服一点。”

曾经，他针对他的《日光流年》写作，表示只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原初的人生目的”，写完后他表示，他感到的是“对生命寻找后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如今，他本人仍然徘徊在两者之中。如同徘徊在黑暗和光明。他在卡夫卡奖获奖演讲中曾经说过一个故事：越是走进黑暗，盲人手中的手电筒越是发出明亮的光。

“我相信文学是无能的，但文学的力量是无限的。”他说。手电筒光亮和黑暗成正比的盲人也是作家阎连科写照。

采写/戴萍

戴萍，安徽人，香港大学硕士，曾任职《明报》等媒体，采写人物，撰写专栏。曾凭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得香港首届天地长篇小说大奖和《亚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好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