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文化——余秋雨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

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

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

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黏着;

第三,必要贮存;

第四,必要风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

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着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elanguage),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优势,就是宏观。从宏观来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暂时。因此,文化的宏观也就成了达观。

过去乡村里的农民,只知埋头种地,目光不出二三个村庄。突然有一个游子回来,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会讲话,从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宽,龃龉就少。这个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说,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从农村扩大到整个社会,道理一样。文化,让人知道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因此不会再囿于鼻尖、作茧自缚。

我们经常会闹的一个误会,是把“专业”当作了“文化”。其实,“专业”以狭小立身,“文化”以广阔为业,“专业”以界线自守,“文化”以交融为本,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行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嘲笑别人的声音:“听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没有文化!”

我不赞成这种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块还以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罢了,还要强制性地去黏别人,恰恰是丢失了文化的浩荡魂魄。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文物收藏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结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观赏,便轻易过手,多不沉溺。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当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为那些文物吃尽了苦头。我们平日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轻信,因为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当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记忆,因此也有一些通达之士涉足其间,例如我的朋友曹兴诚先生、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与他们聊天,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他们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鹰隼偶尔留下的爪印,而鹰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飞翔。

在诸多黏着中,黏着于专业、古琴和文物还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标,寻衅滋事,长黏不放。这已经成了最常见的文化风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对这种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计成本地脱离黏着,哪怕是肌肤受伤,名誉蒙尘,也要脱离。

摆脱粘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还是负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这一点我要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关于破除一切执着而涅槃的教言,帮助人们在文化的天域中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对此,请允许我讲几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经验,不黏着于官位是容易的,不黏着于他人的诽谤也不难。但是,当大家发现我还在进一步摆脱黏着,亲手把自己创建的文化专业搁置,把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放弃,就不能不惊诧了。

我记得,当时连一些非常抬举我的文化长辈也深感奇怪。本来,由于国内一批著名文史权威的强力推荐,我连副教授都没有做过一天,破格升任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但他们很快发现,我转眼就不再黏着于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独自一人开始了废墟考察,而且范围漫无边际,完全不可归类。连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间傩仪都成了我实地研究的对象,他们对我产生了陌生感。而我,则因摆脱了一种高雅的黏着而无比兴奋。

现在,海内外的读者都能证明,我在“脱黏”后的成果,远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这种依靠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以“陌生化”、“间离化”的视角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甚至产生专业之外的洞见和预见。

那就不妨再举两个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其中,又判定希腊社会已经“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见《千年一叹》初版第27页);而且,我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

好几位财经专家问我,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准确的预见?我说,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财经专家,不会黏着于那么多数据、报表、曲线,只能从整体上粗粗地观察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反而对了。

记得就在准确地预测了欧洲经济之后,我还以非专业的外行目光,对自己身边的一家老式百货商店进行了预测。当时,在各种新兴“超市”的包围下,上海街市间的这种老式百货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转制”也无人看好。而事实上,全上海同类商店这么多年下来的存活比例,确实也微乎其微。但我,却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现在证明我的这个预测又对了,有的财经评论员有点嫉妒。我说,很抱歉,你们这些财经评论员太黏着于专业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预测”。

有很多“策划专家”喜欢给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人“定位”,但这只是一时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给“定位”太死的社会带来自由活力,让每个人的综合天性充分发挥。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作一个小结了:只要摆脱黏着,摆脱定位,摆脱局限,让文化回到宏观的本性,我们就能天马行空。

必要贮存

前面所说的不再扮演,不再黏着,是做减法。紧接着,我要做一点加法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为什么可以不扮演、不黏着?是因为“有恃无恐”。那么,他“恃”的是什么呢?

是胸中的贮存。

文化多元,贮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为一种广泛交流、对话、沟通的纽带,不可以没有共同基元。这种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贮存”。

说“必要贮存”,当然是针对着“非必要贮存”。平心而论,多数人身上的文化贮存,实在是太杂、太乱、太多了。

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贮存”也应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说,这些“必要贮存”已被漫长的历史接受,也被庞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会太多,大家都应知道。

对此,我想稍稍说得实在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最好从自己的母语文化出发。对此,中国人的理由更充分,因为中华文化是人类诸多古文化中独独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我们身上的“必要贮存”中如果不是以中华文化打底,连外人看来也会觉得十分奇怪。

中华文化历时长,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随手写出一个简单目录出来作为例证,说明对于非研究人员而言,至少应该浏览和记诵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诗经》七、八篇,《关睢》、《桃夭》、《静女》、《氓》、《黍离》、《七月》等等;

《论语》,应该多读一点。如要精读,可选《学而》、《为政》、《里仁》、《雍也》、《述而》、《卫灵公》等篇中的关键段落,最好能背诵;

《老子》,即《道德经》,总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着现代译注通读一遍,然后划出重要句子,记住;

《孟子》,可选读《梁惠王上》、《尽心上》等篇;

《庄子》,读《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至乐》等篇;

《离骚》,对照着今译,至少通读两遍;

《礼记》,读其中的《礼运》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要背诵;

《史记》,应读名篇甚多,如《项羽本纪》、《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外,那篇《报任安书》也要读。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又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读他的书,兼得历史、文学、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诗,读《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

陶渊明诗文,诵读《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饮酒》、《读山海经》、《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唐诗,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第一文化标志,因此一般人至少应该熟读五十首,背诵二十首。按重要排序为:第一等级李白、杜甫,第二等级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李商隐、杜牧,第四等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这四个等级的唐诗,具体篇目难以细列,可在各种选本中自行寻找,也是一种乐趣;

李煜,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却是文学大家。可读《浪淘沙》、《虞美人》;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人的另一文化标志,也应多读能诵。按重要排序为: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几首词,应琅琅上口。陆游的诗,为宋诗第一,不输唐诗,也应选读;

明清小说,真正的顶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红楼梦》,必读。第二等级为《西游记》、《水浒传》。第三等级为《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为什么选这些文本?这与中国文脉的消长荣衰有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课题,可以参见我的著作《中国文脉》,以及我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纪录《四十七堂课》一书。

完成以上阅读,一年时间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个人需要旁及孙子、墨子、《中庸》、韩愈、柳宗元、朱熹、王阳明、《人间词话》。当然,这个目录中我没有把具有文学价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内,如《心经》、《六祖坛经》。

除了阅读,“必要贮存”中也应该涉猎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例如以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石鼓文》、《兰亭序》、《九成宫》、《祭侄稿》、《寒食帖》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以张择端、范宽、黄公望、石涛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以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涉猎的结果,要对它们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别喜爱。

对于国际间的文化,怎么才能构成“必要贮存“呢?

那么多国家,范围实在太大。我建议,先把哲学、人文科学放一边,只记住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名人经典。例如,美术上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罗丹,文学上的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音乐上的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劳斯、肖邦。基本是十九世纪之前的,现代太多,须自行选择。

对于国际间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定研习计划,可以用潇洒的态度随机接受,只要知道等级就行。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必要贮存”迟早要完成。而且,最后是以欣赏来完成贮存的,使它们渐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学历的叠加,还要珍贵。

必要风范

既有贮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们就不妨让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显现出来,不必隐蔽,不必遮盖。

今天的社会,太少斯文之气,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适度地自然显现,为人们提供一种“必要风范”,倒是功德无量。

那么,这种出自文化的“必要风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为四点:书卷气,长者风,裁断力,慈爱相。容一一道来。

一、书卷气

身上的文化,首先显现为书卷气。

书卷气已经不是书卷本身,而是被书卷熏陶出来的一种气质。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

书卷气容易被误置为中国古代的冬烘气、塾师气、文牍气,必须高度警惕,予以防范。目前在一些“伪文化圈”中开始复活的“近代文言”、“民国文言”绝不可用,因为那是一种很低级的“孔乙己腔调”。古文,盛于汉唐,止于明末;现代,美文尽在白话,而且是一种洗去了骈俪污渍的质朴白话。近代的落第秀才、账房先生学不会这种白话,才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文言,恰恰与“书卷气”背道而驰。

此外,现代的书卷气没有国界,不分行业,表现为一种来回穿插、往返参照的思维自由。自由度越高,参照系越多,书卷气也就越浓。

书卷气一浓,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贮存”中寻找自己的最爱,不讳避偏好。对于自己的语言习惯,也不妨构建几个常用的典雅组合,让别人能在书卷气中识别你的存在。

二、长者风

这里所说的“长者”,不是指年龄,而是指风范。由于文化给了我们古今中外,给了我们大哲大美,给了我们极老极新,因此我们远比年龄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们的躯体变大,大得兼容并包、宽厚体谅,这便是长者风。

对一般民众而言,与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话,就是在触摸超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触摸超越自己的历练和智慧,因此觉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赖。这就给予文化人一种责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赖、被信赖的感觉,不要让人失望。

长者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倾听。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对长者的要求,九成是倾听,一成是帮助。甚至,根本不要帮助,只要倾听。倾听时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诉说者最大的期待。

长者风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那就是滥施怜惜、即刻表态。一旦这样,你就成了诉说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长者。长者当然也充满同情,却又受到理性的控制,决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长者风的本质,是在倾听之后慢慢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之道、合适之道,其实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长者风让人宽慰,让人舒心,让人开怀。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恶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紧接着讲第三个特征了。

三、裁断力

越是温和的长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宽容,却也有严肃的边际,那就是必须与邪恶划清界线。历来政治、经济、军事等行为,都会以利益而转移,但文化不会。文化的立场,应该最稳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锐、最坚守。

对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从层层叠叠、远远近近的佐证中,判断最复杂的交错,寻找最隐蔽的暗线。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结论。因此,一个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宽厚的长者风,还须展现果敢的裁断力,让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断力是全社会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码,全都来自于文化。文化再无用,也能把万物衡量。

文化裁断力的表现方式,与法院的裁断并不相同。它没有那种排场,那种仪式,那种权威,那种语言。有时,甚至没有任何语言,只是沉默,只是摇头。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谎言,然后背过脸去;它也可以顷刻便知道什么是诽谤,然后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拒绝。

文化裁断力的最高表现,是在谣诼(zhuó)成势、众口起哄、铺天盖地的时候,不怕成为“独醒者”。身上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变成一系列怀疑,提出一项项质询。同样,对于如日中天、众声欢呼的人和事,也会后退三步,投之以寻常观察,仍然以“独醒者”的冷静,寻出最隐晦的曲巷暗道,最细微的拼接印痕。

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个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针”。这种风范,让人难忘。

四、慈爱相

慈爱相,是文化的终极之相。所有的风范,皆以此为轴。

多年来,我对文化人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标准:不看他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难、自然灾害发生时,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遗憾的是,很多“言论领袖”都会在那个时候整体隐遁。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来,满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陈逸飞从来不找我做什么事,却在SARS疫情肆虐期间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约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宣传短片,安抚人心。我看着这位国际大画家满头大汗的着急样子,刹时感动。

我的一名学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个民众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数捐款者其实并没有发现她,但她还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动,默默称赞一声,真是一个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当时也到废墟之间,含泪劝慰遇难学生的家长,并为幸存的学生捐建了三个图书馆。但由于所有的图书需要由我亲自挑选,时间有点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击。这时,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来了为三个图书馆的热情题词。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们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断?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远,也能闻到自己同类的气息。

大爱无须争,大慈无须辩,但一旦出现,哪怕是闪烁朦胧、随风明灭,也能立即在最远的地方获得感应,这就是文化横贯于天地之间的终极仪式。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所说的“气”和“华”,没有具体内容,却能让大家发现。可见,它们与众人相关,真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化,就是要让这种终极性的慈爱生命化、人格化,变成风范。

现今的中国文化,作品如潮,风范还少。因此,构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在于出了几部名作,得了几个大奖,而在于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风范。

(根据在香港学者协会、香港教育局、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录音,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