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有牛顿，早有爱因斯坦

Fara 在《四千年科学史》里写到：“许多关键性发明，最早出现在中国，而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末。”

李约瑟对此进行了庞大而杰出的研究，并提出“李约瑟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数学化的自然科学能应运而生？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没有在中国发生？

西方研究者们分析如下：

1. 那些超群的技术，所依赖的不是悠闲学者的天才发明；而是在家族内手手相传的工艺技能。

2. 科举考试指定的文本和评注，旨在记忆而不是批评，因此形成一种狭隘的一致性并最终变成国家教条；这种僵化，不仅扼杀原创性，而且还意味许多学者更注重道德和古代哲学辩论，而不是现实问题或科学疑问。

3. 不同于欧洲多种多样的小封地，中国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

4. 哲学和宗教的态度分歧。中国的宇宙学家们没有假设有某种不动的第一推动者通过自然法则来管辖宇宙，而是相信天体行为与凡间的人类社会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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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四条最有趣。

近 1000 年前，当欧洲仍处于“黑暗”中世纪，北宋人沈括建了一个巨大天文观测台，和一个华丽浑天仪，并发起“大数据”采集工程：每晚 3 次，测量行星位置，并持续 5 年之久。

然而，沈括并未利用这些数据去推导控制行星行为的数学规律，而是（在编制日历之外）试图找到星相与现实世界线性、简单、无所谓因果关系的关联性。

自古以来，中国最聪明的智者，观天象以知天下，预测人世间不可知的未来，迄今络绎不绝，从经书、八卦、文字、星相、抽签、黄历、五行、属相、时辰、星座、血型、颜色、数字、左右、方向、节气、山水、房屋、动物……，我们有各种“占卜之术”。

但大多，无法逃离“错误归因”（逻辑谬误的一种）之嫌疑：

你从两个事物可能存在相关性，就得出一个事物，是造成另一个事物的原因。你的错误在于：

同时存在的两个事物，未必有因果关系。

可能这两个事物有共同起因，或者，两个事物根本没有因果关系，它们直接的共存只是巧合。一个事情比另一个事情先发生，同样不能说明两个事物肯定存在因果性。

现实例子，不胜枚举。是为中国式思维模式之基因。

在黄仁宇看来，20 世纪前，中国最大问题在于：名与实之间没有成功得到连接。

中国传统治国方式是“间架性设计”，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鸟瞰的态度裁夺”。——这种“间架性设计”，被认为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

正如李约瑟评价朱子时所说：

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前，先已产生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这种理念，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则“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结果，则是：中国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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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牛顿，早有爱因斯坦，让我想起朱清时院士演讲《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

“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正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当我弄懂了这个道理时，心里充满敬畏和震撼。读到这里，你可能感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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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院士的演讲有其具体语境，以及对宗教的敬意。却道出，不少人心底对现代科学的情绪：

你们这一套，我们老祖宗早就预测过了，等着你们吭哧吭哧地论证出来而已。

爱因斯坦曾经问一位《纽约时报》记者：“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而大家又都喜欢我？”中国有句话可以回答他：画鬼容易画猫难。

弯道“超”车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智慧的人啊，既然你早早守在山峰上，能否走下两步看看？

哈金说：20 世纪物理学最具决定意义的观念变革，便是发现：世界不是决定论意义下的。因果性，这块由形而上学长期占据的堡垒，终于垮了下来，或至少倾斜了。

进入 21 世纪，世界更加“不确定”，到处充满“黑天鹅”。

在中国，从全民经商到全民创业，逆袭的不仅有商业模式、行为模式，更有思维模式。人们在各个领域，直接跳过牛顿，直奔爱因斯坦。我们继承了祖先鸟瞰式的“早熟”智慧，以及强大的山寨消化力，将各类舶来的智识化解为鸡汤和速食面。

“不确定性”，成为“捣糨糊”的科学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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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云计算”了，但人人都要当“无需庸常计算”的禅师乔布斯，轻视一切常规动作。可乔布斯重返苹果，靠的是供应链管理大师库克这类顶尖专业人士组建的团队，基本功超一流，方有自选动作的酷炫。

苹果与谷歌在界面上的极简主义，成为商界人士跳过逻辑结构与因果推理的借口。

爱因斯坦说：“事情应该力求简单，不过不能过于简单。”只有“化繁为简”的简单，才是真正的简单。看似简单的事情，会很复杂，看似复杂的事物，会很简单。

克鲁杰在《化繁为简》后记里，提到了 30 多岁便荣获诺贝尔奖的盖尔曼，他在研究繁简之谜 20 多年后，慢慢开始将这两部分看成交织一起的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命名为“繁简一体”。

郭去疾在微博里写到：

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如谷歌亚马逊，有着卓越的商业建模能力，把复杂商业问题的核心规律，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就像发现商业中的牛顿定律。同时，这种模型被 IT 系统精确表达。

多数中国公司的 IT 系统，没有基础商业数学模型，简单遵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原则，属于无意识工具，而不能成为固化的商业模型。

我们突然更加热爱“科学”了。大数据、模型、量化，一夜之间，我们全面实现数目化思维。

到处都是产品经理、架构师、程序员、算法，可血液里，依然缺少“数目化管理”。

满口数字和量化者，要么是缺什么吆喝什么，以此为外衣行“反数目化”之实，要么是原教旨主义者，简单生硬，见木不见林。结果，以一种貌似精确的计算，来逃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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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bard 在《数据化决策》里提出“一切皆可量化”，试图探索大数据时代的量化决策方法。他开篇举了三个“量化大师”的实例：

古希腊人如何坐在图书馆估算出地球周长；

费米如何估算出芝加哥的钢琴调音师人数；

九岁女孩如何揭穿“抚触疗法”医学谎言。

没有满黑板的复杂公式，古希腊人只用了最基本的圆周计算；

费米干脆只用了“毛估估”的数字相乘；

巴菲特用现金流折现来评估一家企业的价值，芒格说从没见过他计算过。除了数字了然于胸，还因为巴菲特相信：近似正确，胜于精确错误。

——要学会“毛估估”，别有思维洁癖。即宁要模糊的精确，也不要过分追求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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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背面，通常也是一个真理。

沃德说：“使我们陷入麻烦的，通常并非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知道得不确切的东西。”

而亚里士多德又说：“满意事物本身的精度，在只能近视的情况下，而不去寻求更精确的值，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

量化，是一种思考模式。

倡导“计算思维”的周以真说：“计算思维涉及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去求解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的行为。计算思维，涵盖了反映计算机科学之广泛性的一系列思维活动。 ”

这个世界越来越量化，互联网、物联网让一些过去不可量化之物变成可量化之物。可穿戴设备，更将个人的实时数据汇聚为隐秘的地图。但农耕时代的思维方式，很难靠外在事物获得“量化力”。

我们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更加“重理轻文”了。

与之平行的另外两条是：重执行轻战略，尊崇行动蔑视“空谈”。

人们不读书，重点是不读闲书，两周读一本书的扎克伯格，其书目如《权力的终结》《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免疫》《创新公司》《科学革命的结构》《理性的仪式：文化、协调与共通认知》……最多，有一本可以进中国的机场书店。

软件工程师扎克伯格治理 2443 亿美元市值企业时，看的书够“文科”的。

立恩哈德在《智慧的动力》里说：Engineering（工程），来源于拉丁语 ingenium，含义是“大脑的能力”。

我们的价值观里，仍然和先人们一样崇尚实用主义的手艺技能，鲜有去做吃饱了撑着的事的悠闲天才。

格雷厄姆，巴菲特的老师，在他即将 80 岁之际，向一位朋友表达了他的想法：希望每天都做一些“傻事、有创造性的事和慷慨的事”。

这大概，是乔布斯之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的另一种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