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人脱帽(1992-12)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教室里又有了笑声。

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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