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隐于市:为什么文人总是热衷于书写北平?

导语: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今日公映,无论最终效果如何,都必定是今年暑期的现象级作品。而电影的面世也让原著小说《侠隐》,在出版多年之后被更多人关注到。

《侠隐》写了一个武林复仇故事,但更像一部北平生活史,某种程度上对北平的诸多描写盖过了情节和人物的存在感。王德威在第一版《侠隐》的序中提到:“北京(或北平)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事实上,这种传统从民国时就开始,现代文学中无论老舍、郁达夫、张恨水,还是鲁迅、周作人等等,都用文字勾勒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为什么文人总爱书写北平?

评论人侯磊指出,民国时期的文人在文化倾向上有新旧之分,大量新派知识分子通常是循着近代化的思路批评北平的,而旧式文人则将北平视为延续传统的代表,常常发出故都之叹。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而在文化相对保守的北平就像个天然的冰箱,保存了旧式的生活方式,而当北平不再作为首都存在时,帝都文化也随之退场,这座城市成为了文人们的乌托邦,既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也被赋予了理想城市与生活方式的美好期待。这时候,新旧文人面对北平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一致。

张北海先生的《侠隐》其实出了很多年了,直到姜文把它改成电影《邪不压正》才被更多的人翻了出来。只是电影演的是一个江湖复仇故事,书却并不像在写武侠,李天然的存在感远不如切一斤半羊肉、吃炙子烤肉加半斤白干、“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更不如一条条像地图般详细精确的北平街巷。实在有点弄不清,作者是为了讲个武林故事,还是就为了写写童年时的北平。

世事一场大戏,人生几度秋凉。感人的作品会让人忘了大戏,只记得秋凉。

北平固然没上海洋气,但也有它多元的地方

北京叫作北平的日子,是1928年到1949年,这时的北京不再是首都,虽然日伪时期被日本人改回了北京,但不被承认。大凡描写北平的作品,多有个“神功”,即将宏大叙事隐匿于日常生活之中。看到的是衣食住行,描写的是社会变迁,而这样的作品最接地气,最纯粹,也最贴人心。比如老舍《我的理想家庭》:“除了为小猫上房,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谁也不急叱白脸的。”

曾有学者认为,民国时上海是多元的,北平是一元的。北平固然没上海洋气,但也有它多元的地方。北平寄居着历代被淘汰下来的人,前清的遗老、北洋政府的寓公、国府的大员、东交民巷里的洋人、留洋回来的博士、旧式的文人雅士诗人大侠、日本浪人、歌星舞星、绝世名伶,也有老派的绅士,城市里走着穿长衫的、穿中山装的、穿学生装的、穿西服的、短打扮的,各种贩夫走卒、小商小贩,乃至中共地下党,都曾活跃于这座古城中。正是北平的多元,能让张北海笔下的大侠容身。

北平的美景能从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老舍的《想北平》中读到。听长辈说过,1940年代北平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是早晨从城里骑车到香山,爬上去再爬下来,然后还要回学校打一场篮球赛;而中产人家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去西单看场《北非谍影》或《野人泰山》的电影,再去吃顿西餐。不方便的是打车,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且费用不低。

在北平,玩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再有见识的人也不敢吹嘘自己会吃会玩。玩即文化,如戏曲,过去人对于戏曲异常迷恋,同一个唱段会分流派、分演员、分演员间的合作、分演出时的状态,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些组合都成几何形式计算。每一次中都有深刻的比较,俩戏迷可聊上三天、三个月。这些游戏中,又带有比赛优劣和学识的性质。“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没有空城计也没有杨四郎,却能让古城人把时间都耗进去,直至电视剧《大宅门》中,有了人与戏曲演员相片结婚的事。

北平四处响动着的单弦、大鼓等,曲调优雅,唱词是清代落魄文人所写,内容是出世的倾向,写的是辞职到山中隐居,享受渔樵之乐。“卸职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紫绶金章,懒做辞王,跳红尘出世外闲居旷野”,这样唱词成为鼓曲中的主流,也无怪乎熏染得北平人知足常乐,逍遥自在。

传统的游乐与消费不一定能成正比,清风明月本无价,有了苏东坡般的心境,反而能达到更好的享受。养动物、斗蛐蛐,一般都不花什么钱,过程注重体验。斗蛐蛐要亲自去抓,而不在于花钱买名贵的蛐蛐儿罐。诸多玩乐,随便粘上一样儿都可以享受上一辈子,粘上几样儿就成了八旗子弟,只不过不是所有玩家都能成为王世襄。

同样,北平更是个养穷人的地方。它总会有一些破破烂烂的老旧的地方,供落魄的人居住,而不会想着全部拆平,建设成高大上的住宅。一座结构完整的城市,总少不了会有它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区分,北平的城市平民很多,但他们尚且能保持平衡,对付着自己的生活,维持着整座城市的正常运转。

截止1949年,北平虽然只有二十七所大学、三家出版社、二十多家报纸、二十多家杂志,却始终是中西、新旧文化交织的一块重地。长期的交织使得北平成为艺术上“京派”的大本营,京派文学、京派绘画、京派的戏曲,都是人们自我标榜的标签。精神文化不是奋斗出来,是养出来的。一座以消费为主的城市,给世界的贡献不一定是产值,而是其文化。

当北平成为一座普通的文化古城时,它便有了自己的纯粹。不少北平生活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清澈见底,如积水潭的水,如林海音《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眼睛。

当北京成了北平,便多了几分可爱

北洋政府下台以后,北京不再是首都,大量的政府官员和家眷搬家到了南京,北京一时间人口不多,物价也平稳,此时便是个纯粹的文化古城。文化古城做什么呢?安心生活吧。

文人的思想多分为新旧,现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不过是半部文学史罢了,民国时新旧文学是并存的。除了白话文以外,还有大量的传统文人,坚持使用文言文、旧体诗,京剧剧本甚至大鼓词仍在创作。人的思想不能一刀切,文化倾向上有新有旧很正常。

北平原是塞北幽燕,有着无数的缺点和不招人喜欢的地方——风大,土多,人事多。小时候北京的春天,会下黄土,风刮得天都黄了,后来有了词,叫沙尘暴,是风把内蒙的沙子吹过来了。这里也还曾号称过“塞上江南”,是移民城市,连北平菜都是以鲁菜为主,有一部分自己的,再加上四处外来的,就成了更好的。新派文人针对这些问题,对北京始终是批评的,他们看待北京城是从国家、社会和现代化的角度,比如城建设施是否合理和足够人性化,而封建帝王时期的建筑如何使用并是否保存等。

1920年代前后,大量的新派知识分子是激烈且极端的,他们会将北京批评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写过一篇《北京十大特色》,严重批评了北京市政等问题,认为北京缺乏公共精神;而章依萍等也没写过什么好话,认为北京贫穷落后,衰老颓废。最极端的例子是浙江的新派教育学家经亨颐,他主张把故宫拆卖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

而旧有的文人,则将北平视为延续传统的代表,对北平发出故都之叹。北平生活着大量的清末宗室和前朝旧臣,他们之间的唱和,多是将北京美化如康乾时的古董。

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民国画家溥心畬曾长期居住在戒台寺,他自号为“西山逸人”或“旧王孙”,作诗云:“只有西山终不改,尚分苍翠入空廊”。而民国掌故学大家瞿兑之(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之子)为此竟写了一本《燕都揽古诗话》,给北平每个古迹写一首诗。而张次溪也是一生整理北平的梨园史料,是民国时对北平研究的珍贵记录。

民国是个十分新潮的时代,而北平趋于文化上的保守,好像是个天然的冰箱,保存了旧式的生活方式。如清末唱戏,广东上海等地都有女子登台,而北京始终严禁女子登台和男女合演。到了1930年代,终于可以男女同台,并且旦角受到极大的追捧,大量的南方文人生活在北京,对北京和北平的态度,也不一样了。

周作人在1924年作《北京的茶食》一文,表示北京的饽饽(点心)一点也不好吃,似乎不大喜欢北京。而1936年写《北平的好坏》,谈到了北平的好处与落伍:“大约第一便是气候好吧;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以说正是北平的落伍,没有统治。”周作人这三点总结,能看出以他为代表的京派文人的倾向。京派文人不是京味儿或京语文人,他们热爱北京,多是受传统文人的影响,主张创造人性的、人生的、诗意的艺术作品。北平成了心存旧念的文人最为理想的怀旧场所和生活方式。

而周作人反感的,居然是京剧。北京是京剧的发源地,这个行业的俗语是:“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赚钱。”南方的京剧被叫作“外江派”,剧目叫“外江戏”。周作人认为,京剧把原本民间的、原生态的内容,经过皇家文化的熏陶弄得丧失了原始的天真趣味。鲁迅和大量的南方文人都持此观点。有这样的观点的前提,是南方文人的反清,因为清朝是不好的,北京是清朝的首都,到处都是遗老遗少,所以京城的文化也是不好的。这证明周作人的革命与维新。当北京不再是首都而成为北平时,就意味着帝都文化在退场,北平便多了几分可爱。

郁达夫写了《故都的秋》,写尽了北平之美。北平的美,恰恰在于它的多彩。北平的很多地方,都在仿照他处,如江南园林,外加本身的塞北风貌。北平有他处的美,他处却不一定有北平的美。正如北平的秋天,中国人自古以来多是悲秋,但洪昇在北京写《长生殿》时,《惊变》一折的一曲【粉蝶儿】,便是唱的欢快高亢的秋:

“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斓斑,柳添黄,苹减绿,红莲脱瓣。一抹雕栏,喷清香桂花初绽。”

这一曲是化用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曲词,而此用来描绘北京的秋天最为恰当。

北平是文人们的乌托邦,既暂别了政治,又能在此享受文化生活。过去的文人,在台上时总想着归隐山林,下台后又开始指点江山。而这一次下台的不是文人,是北平这座城。这会立刻解放了人心,人在北平不再有大的生活和心理上的压力,不再焦虑。

同为古城,北平与苏州、扬州、杭州最不同的是,它近八百年以来一直做首都的古城,是帝都。当一座城市是帝都时,人们不一定喜欢它,但当它不再做首都了,人们又觉得惋惜。此时,不论新旧文人,在热爱北平享受北平的安静祥和上,可算一致了。

除了怀旧,更要创造我们的理想城市

北平是一座充满了未来可能的,迈步走在现代都市化大路上的城市。张恨水曾在1926年写过一篇《未来的北京》,他认为以后的北京,汽车肯定比洋车多,且打车费越来越便宜,而大学都搬往了城外,因为城里太过热闹无法读书了;但因为发达,东西贵了,人工也贵了,并且女权膨胀得厉害,女招待们会在你走的时候“伸出一双雪白的手,和你握着,说一声:‘谷得拜’!”

而更为理想的,是老北平人老舍笔下的日子,他在《我的理想生活》中写道:“家中不要电话,不要播音机,不要留声机,不要麻将牌,不要风扇,不要保险柜。缺乏的东西本来很多,不过这几项是故意不要的,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帼帼随意地鸣着。”

中国有三代入籍的传统,在一个地方生活三代,就算这里的人。因此,北平在溥心畬、穆儒丐、老舍、唐鲁孙等八旗子弟,或是居京几代的朱家溍等文人笔下,才像个人心安稳的故乡。哪怕是到了现在,很多老北京人还会认同自己是北平人。北京先是自己的故乡,然后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

我家的旧物中,保留了一个蓝色铁制的户签,上面写着“北平市第五区”、户主、职业、第几保第几甲、男女各几口人,令我始终不忘自己是北平人。北平是一种文化认同,同样是在城圈儿以里的地方,对外省文人来说是“他者”、是生活场所、是研究和欣赏的对象,而对老北平人来说,这里就是“自己个儿”(自己、独家、自家)。一个人的自我不论好坏,他最终都要接受自己。

张北海13岁起随家人迁往台湾,后来到了纽约。他在《侠隐》中,把自己的心落在了童年生活过的北平,学者王德威评价:“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

张北海

参考文献:

《侠隐》张北海;《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张恨水说北京》张恨水;《北平旅行指南》马芷庠著,张恨水审定;《燕都揽古诗话》瞿兑之;《想北平》老舍

作者简介:侯磊,北京人,青年诗人,作家,昆曲曲友。热衷于北京史地民俗、碑铭掌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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