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该不该对月饼征税
　　
　　 导言

英语里有这么一句谚语：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定的，除了死亡和缴税。当代中国人，在延续了对死亡挺重视这一数千年的传统的同时，最近似乎也开始关注缴税这件事情。

没有人喜欢缴税，对中国税收频繁的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从一般性的抱怨说中国的税太重，到关注具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再到声讨闻所未闻的“月饼税”，一波接着一波，这还殃及了在技术上甚至不能算税的三险一金。这一章的几篇文章就是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最近这两年国人对税的抱怨和其背后的经济学。

三险一金在技术上不能算税，是因为在缴三险一金的时候，个人是获得了国家承诺的（未来的）福利，税一般是没有这个性质的。但这还不是《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说的要点。这篇文章是在假设三险一金就是税的前提下，去说明一个不复杂但也不显然的道理：真正的税收负担由谁承担和法律上规定谁缴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为税收负担可以被转移。在三险一金这个具体的事情上，究竟是雇主还是雇工承担，就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事实上，不同人群承担的三险一金的比重极有可能是不同的。我试图论证的是农民工承担的要少，而白领承担的要多。我这样论证是不是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识到不同人群在三险一金这件事情上的利益并不完全一样，甚至非常不一样。因此，在一些人非常激烈地要求降低或者取消三险一金的时候，这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无意中却很可能伤害了别人的利益。与这件事情在经济学上相通的，就是工人的待遇问题。最近两年，中国国内爆发了好些引人注目的罢工事件，焦点主要是工资。《4个王二的罢工命运》描述了4种不同的情形：在一些情形下，罢工是可以为工人获得利益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下，罢工是无效的；而在一定的情形下，迫使企业加薪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伤害工人的利益。而具体哪种情形更可能出现，则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简单地认为“罢工争取高工资就是保障了工人的利益”的看法则不总是成立的。

还是回到税的问题上，中国的税负究竟重不重？《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从几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是税负重不重必须和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联系起来一起看，单纯地说税重不重意义不大；二是税重不重还取决于政府最优的规模是什么，高税高福利和低税低福利是非常不同的模式；三是税重不重也要取决于税收使用的效率。这篇文章想要反驳的是那种过于简单化看待税负的看法，情绪性地去说中国税太重或者随意地作点国际比较说中国的税不重都不是正确的方式。

写《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还是因为对中国税重的抱怨，不过这个抱怨更具体：我们不仅要缴所得税，而且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要间接缴增值税，这是双重征税，而且很重。税重不重的问题我已经在《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中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解释这两种税的逻辑。我的希望是，读了这篇文章后，那些觉得既征所得税又收增值税不合理的人，也许可以稍微改变一点想法。

而《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则是在反驳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过节发的月饼不应该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对实物福利征税，其实是一个公平的税收体系的应有之义，月饼在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发现金缴税而发实物不缴税会引起很多问题，而且最能从中钻空子的人极有可能是那些最应该缴税的人：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