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当村长和民粹主义的危险

王二当村长了，是村里的老百姓投票把他选上的。王二在就任的第一天就激情洋溢地向村民表态：我要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你们的要求就是我工作的方向。底下的村民给了王二热烈的掌声。

王二说到做到。村里的百姓觉得村办企业给的工资太低，怨言很大，于是向王二抱怨。王二说：没话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工作的方向。王二给村办企业的负责人打电话，勒令给工人大幅加工资。企业的经理非常反对，觉得这样会增加企业成本，这样就无法和别村的企业竞争。王二大声呵斥：全村老百姓的利益，和你一个企业的利润，究竟哪个更重要？你是加也得加，不加我撤了你，换个经理也要加。经理没办法，只能给工人加了工资。

过了一段时间，企业的经理跑来找王二，说企业已经开始亏损，建议王二同意给工人降点工资，否则企业将真的难以为继，这样会影响全村很多老百姓的生计。王二完全不同意，问经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经理说：我们生产的东西和邻村李村的村办企业直接存在竞争关系，要是不让李村的企业在我们村子卖他们的产品，这样竞争就会减少很多，效益也就可能有保障。王二很高兴：就是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哪有钱送给李村人赚的道理？从今以后，凡是李村的产品在我们村卖，加收100％的管理费。除此以外，所有的村干部和村机关都要以身作则，凡是我们村能生产的产品，一律使用本村的产品。王二的决定一执行，李村的产品很快就在王二的村子销声匿迹了。王村的村办企业也乘机提了价，开始重新盈利。虽然利润上很好看，但因为产品在村里卖不愁销路，企业在创新、质量和管理上都开始松懈。

很快，村民又开始抱怨，村办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王二心想：不就是觉得贵吗？我统一定一个低一点的价格不就行了。于是王二命令企业降价。但企业一降价就开始亏损，王二为了维持企业，只能给企业发所谓的“价格补贴”。要发钱，总得有钱才行啊。王二先是悄悄把村里要修图书馆的钱给用上了，之后把村里小学新教学楼的建设也推后了，反正做这些事情不太容易引起抱怨，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图书馆，小学教学楼一直很破旧，大家也都过来了。

王二此后又搞了几个“政绩”。他先是给全村的老人都发养老金，让全村的小孩都免费上学，然后村里的食堂低价供应伙食，所有的这些都不从村民头上收一分钱。王二从哪弄的钱呢？都是从村里信用社以村委会名义借的，抵押的就是村里的土地。等到王二卸任的时候，很多村里的老百姓都觉得王二是个好村长。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个本来应该存在但却没有存在的图书馆，那个早就应该建造但从来都没有建造的教学楼，那个其实毫无竞争力的村办企业还有村里欠的一大笔债务。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好政府必然是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府所以存在，就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天经地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满足了大部分老百姓大部分愿望的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不切实际的愿望是不应该满足的。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当然绝对不应该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但是就像一个好父母不应该无条件满足子女的要求，因为那样最后只会造成孩子的娇生惯养，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勇气告诉老百姓真相，直面困难的选择，而不是努力去满足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芝加哥大学教授Raghuram Rajan在他广受好评的《断层线》(Fault Lines)一书里，就描述了一个看似帮助穷人的政策最终却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理论。这个故事简单的总结就是：面临不断增加的贫富差距，美国政府选择的不是真正减缓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这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而是鼓励、引导和创造条件让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买房，从而来消除这些人对收入增长缓慢的不满。如果让这些人买得起房？宽松的信贷环境、政府担保和税收优惠。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少人用借来的钱“买下”了自己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在危机爆发之前，次贷曾被很多人当作是一种金融创新，使穷人可以买下原来买不起的房子，绝大多数人都很高兴。事后，这些看起来让绝大多数人都高兴的政策被证明最终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高兴。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成因相当复杂，如今从美国，到英国，到欧洲大陆都面临的债务和赤字问题则相对简单。除了少数极端的供给派经济学家以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例如这封十位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联名写的公开信），要在这些国家削减赤字和债务，可供的选择不多：增加财政收入或者削减开支。而且，增加财政收入不可能通过只对少数人增税来实现；削减开支则是要削减老百姓最喜欢的政府开支──社会福利，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医疗和养老，不对这些东西动刀，开支根本裁不下来。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希望自己多交税，或者自己的福利被裁减。因此，这意味着，不管这些国家的政府选择做什么，都必将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弹。这些国家，当然也可以选择走民粹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不去得罪所有的人，因此，也就不去真正解决赤字和债务的问题，这也是一些国家政客的实际选择。但积累过度债务不是没有后果的，希腊，爱尔兰到最近的葡萄牙，都是债务过度以致于借不到钱，最终只能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例子。

民粹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取向，但又是一种对政治家充满了诱惑的政策取向。危险，是因为这些政策用一时、局部或者不可持续的利益来换取民众的支持，最终伤害的却是同样一批人长远的利益。充满诱惑，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往往很有市场，让政客总有动力告诉百姓他们想听的，而悄悄隐藏那些困难的选择。

在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人群分化愈发严重的今天，民粹主义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和Raghuram Rajan描述的美国的情形有点类似：既然短期改变不了人群分化的现状，那就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让人少抱怨一点。抱怨房价，我就去打压房价；抱怨菜价，我就去巡查菜价；抱怨油价，我就补贴炼油厂然后少提价；很多人抱怨工资涨得慢，我就把工资涨幅写进计划里；有车的抱怨堵车，我就让没车的别买车；城里人觉得拥挤，我就想办法控制外地人进城。这些政策，有些也许是必要的，但更多的则只是引进新的扭曲，不少是牺牲一部分沉默的人而让另一部分抱怨得响的人得益。

这些很有民粹主义味道的政策，也许可以算是对过去政策的反思，但却很难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改进。中国需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世界上因为民粹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决不比因为裙带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更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