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育儿、政府主导和中国模式

王二有个儿子。孩子生出来之后没有好好照看，长到五六岁的时候，面黄肌瘦，发育不良。这时候王二才重视起来，开始舍得在孩子的营养上花钱。另外，王二对孩子的一举一动都看管得很严口口夏天不让下河游泳，冬天不让上山玩雪，怕孩子出危险，受风寒。总之，一切王二觉得对孩子不好的事情，王二就肯定不会让孩子做。

就这样没过几年，王二的孩子个子长高了很多，也壮了不少，成绩也不错。孩子由原来班上最矮最瘦不太引人瞩目的人，一下变成了班里的几个大个子之一，而且品学兼优。很多家长都向王二取经，希望传授育儿经验，特别是怎么把一个体弱的孩子在不长的时间里养得这么好。

王二想了想，觉得自己育儿的成功经验总结起来至少有两条：一是要舍得在孩子的身体上花钱；二是要严格管教，帮孩子做正确的选择。有的家长觉得第一条还比较好理解，但是第二条就不那么显然了：做家长的，未必一定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孩子是最好吧？是不是还是应该适当让孩子做点自己的选择？更何况，孩子总要长大独立的。王二对此不是很同意：我自己的孩子我最了解，当然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孩子最好。此话说过没多久，学校里就有两个孩子下河游泳差点出事。王二这下更加觉得自己的正确：我们家的孩子，一直不让下河游泳，所以从来不会出这样的危险，这当然是对孩子好。

中国经济的成功，已经早就不是新闻了。一个例子是，林毅夫、蔡口和李周合着的《中国的奇迹》1994年就已经出版。这本书最近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原因就是“中国模式”这个名词变得十分流行。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在为其寻找理论根源的时候，找到了《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必须得说的是，《中国的奇迹》是本好书，我读过好几遍，家里的书架上中英文的版本都有。只是“中国模式”提法的流行和一本16年前就出版的书并没有任何关系。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地位相对增强和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变弱，以及这背后看似极不相同的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模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笔者已经在《王二养生秘诀、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一文中讨论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遵循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和华盛顿共识并不矛盾，中国的成功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中国和美国，究竟哪个国家的经济更接近于“自由放任”也是值得讨论的口口在劳动力市场，在产品安全，在消费者保护这些领域，中国可要比美国自由放任多了。但必须得承认的是，中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和影响确实要大大超过美国政府。中国一直有着积极的产业政策；政府和国有企业还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垄断着核心的行业；中国政府在放开一些重要市场和价格的时候还非常谨慎，比如说金融市场，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这些特点，简单说就是政府主导，在这场危机中似乎都成为了中国的优势。正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开放，因此中国在危机中受到的直接损失微乎其微；正因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大量资源，主要银行都是国有，中国政府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动用最多的资源来应对这场危机；正因为中国有着直接的产业政策，才让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在近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一个新兴行业里有了一席之地。这些难道不都证明了“中国模式”确实存在优势吗？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的成绩。但一个危险是，把一个在具体情况下成功的经验过于一般化。

如果只看王二孩子成长经历的后半段，你也许可以得出王二是个好家长的结论。但是如果从出生就看起，事情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有产业政策，也没有开放金融市场，政府也控制着大量资源，为什么经济就一点都没有成功？而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却如此成功？《中国的奇迹》一书，恰恰就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解释：政府主导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战略，违背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带来的不会是繁荣而是各种扭曲；而如果政府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遵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才可能带来经济的成功。因此，同样一种“模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里面的关键是政府的政策是不是顺应市场的力量。政府不是用来否认和替代市场的，而是用来弥补和支持市场的。

当然，历史是历史，现在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未来。我们真的有把握说，王二的孩子今后一定能成才吗？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多管也许是应该的。可是孩子越来越大，家长继续那么管，恐怕就会阻碍孩子发展。如果什么都不让孩子尝试，什么风险都不让孩子担当，什么都按照家长说的做，这样至多只能培养一个好学生吧？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孩子的成长一样，也是有阶段的。如果说政府主导在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这完全不意味着同样的成功在未来10年、20年可以被复制。

Microsoft不是靠政府支持发展起来的，Google没有拿一分钱政府投资，Facebook是从哈佛大学的宿舍里起家的。中国在不远的未来，必然需要由依赖投资出口拉动增长，转型为依靠科技创新拉动增长。那样一种增长模式，要求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要求一个灵活的资本市场，要求允许很多很多的失败。这些不是政府主导所能提供的，这些也不是有了产业政策就能发展起来的。

2006年的时候，宏观经济学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用来形容格林斯潘时期的低通胀、高增长和低波动。不少经济学家欢呼雀跃，认为终于找到了缓解经济周期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法宝。当然，随后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而大稳健的背后则是一个大泡沫。很显然，那些宣布胜利的经济学家高兴得太早了。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就不能只把政府主导和一时一事的成败联系起来，因为一时的成功就宣布胜利，犯上面那些经济学家的错误。我们要历史的看，要面向未来的看，要看自己，更要看别人。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也许我们会稍微谦虚一点：政府主导，也不是万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