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的节俭、李四的挥霍和中美再平衡

王家和李家是村里最著名的两家。王二干得多，吃得少；李四正好反过来，干得少，吃得多。事情的结果是，王二家每年粮食都多，李四家每年粮食都不够。没粮的找有粮的借粮，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给定王家是全村余粮最多的，李家每年都要找王家借很多的粮。刚开始，两家处得还挺好，王家看重存下的钱，李家看重生活质量，各得其所。

经过好几年，王二变得挺“富有”，全都是对李家放的债。李四的体重有点失控，身体也变得不算很健康。这时，王家和李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王家警告李家：你欠我的粮，算上利息，一粒都不能少，将来都得还给我，想赖可不行。李家警告王家：没我这些年来这么吃，你能富起来吗？你王家能富，靠的全是我。但我现在这么胖，你是有责任的。我现在要减肥，你得配合，别剩那么多粮食了。

王二觉得挺纳闷：你李四吃多了，跟我剩粮食有什么关系？李四正言到：关系极大！你王家剩的粮食多，你就得卖吧？你怎么才能卖掉？压低价格。你一压低价格，像我这样爱吃的就忍不住多吃，结果我就吃得太多了。这才是我这些年借你这么多粮食的原因，你以为我天生爱吃啊？

王二觉得这个道理挺扭的：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呢？明明是你李四挥霍无度，挣一个子，要花两个，最后只能四处借钱。幸亏我这里粮食多，才能让你用这么低的利息借到钱。要不然，你哪有现在的生活质量？

王二和李四自然是争执不下，最后村里的人都来拉架。拉架的方式无非是各打五十大板：王二剩的粮食太多，把粮价压得太低，王二应该减少余粮；李四吃的太多，借的债太多，李四应该少吃少借债。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君子协议，但对王二和李四的含义却不完全是一样的。王二是要由节俭变得不再那么节俭，而李四则是要由挥霍变得不再那么挥霍。如果平常人的生活经验能有任何启示的话，那李四的任务恐怕要比王二的任务更艰巨，谁不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上周末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法国的会议。除去媒体向来习惯性的选择性报道“热点”问题外，这场会议真正的成果其实是那短短四页纸的公报。在这份公报的第三自然段，有着下面这样语言：

……将评估下列指标 (i) 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及私人储蓄和私人债务 (ii)由贸易帐户、投资净收益和转移支付构成的对外失衡，并充分考虑汇率、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

这么生涩的语言，是很难让一个普通人明白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尽管完全不知道行长部长们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商量公报的语言，我敢大胆预言，这段话一定是他们讨论的焦点之一。因为所有这里提到的指标，日后必将成为二十国集团相互评估各国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进展的基本指标。哪个指标进入，哪个指标不进入，对于今后哪个国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含义不言而喻。熟悉一点二十国集团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就在半年前，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了只有一个指标的评价体系，那个指标就是经常项目占GDP的比例。他建议的区间是盈余或者逆差都不超过GDP的4％。不算巧合的是，美国这两年的逆差在3％左右，而中国的顺差要超过4％。如果盖特纳的提议被采纳，那最后调整的责任恐怕都会落在中国还有日本和德国的头上，而美国则会安然地处于4％之内。

这一次提出的这一组指标，显然要比盖特纳的提议要更广泛。给定全球失衡已经基本上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和最大的逆差国，中美两国之间也有着全球最大的贸易失衡，中国又碰巧是美国最大的国外官方债主，如果硬要简单地画条线，那么第一组指标，也就是“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及私人储蓄和私人债务”显然对美国更有约束力。中国的公共债务，不管怎么算，都很难超过30-40%，美国的这个数字已经向100％挺进了。美国的财政赤字还在10％附近，中国想要平衡预算只要年底少突击花点钱就行了。中国私人的债务更是低，事实上中国公认的问题是私人储蓄太多了；而美国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没法还起房贷、信用卡和教育贷款，如果他们还得起，也就不会有危机了。而第二组指标，也就是“由贸易帐户、投资净收益和转移支付构成的对外失衡，并充分考虑汇率、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恐怕会对中国的约束力更大。不管你相信何种关于中国顺差的理论──从发展阶段，到全球分工，到收入分配，到融资条件，到预防性储蓄，到金融压抑，甚至到男女性别失衡，这些理论中哪怕只要有一个是对的，那都意味着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将有巨额顺差，因为这些理论中所勾画的条件在未来几年都很难发生质的变化。当然，一个例外是，除非你相信的理论是中国的顺差是因为操纵汇率。我不想在这里重新讨论汇率问题，在这个专栏里我已经谈过很多次了，但我只想说一个事实，支持操纵汇率理论的政客要比经济学家多多了。

还是回到前面这两组指标，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归纳，那就是：王二应该减少余粮，李四应该少吃少借债。然后二十国集团要用余粮（由贸易帐户、投资净收益和转移支付构成的对外失衡）和债务（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及私人储蓄和私人债务）来衡量进展（虽然公报里明确说了，这些指标不具有约束力）。

给定中美两国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位置，在我看来，这样一组指标最终对中国是更有利的。控制顺差和控制债务都不容易，但是两者相比起来，恐怕多数时候还是控制顺差更容易一点。控制债务需要的是减少支出，勒紧裤腰带，这意味着要过更苦的日子，这可不是一个美国选民会很喜欢的事情。可不是？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现在正在为是否裁减600亿美元的支出打得不可开交，可是这在1万多亿美元的赤字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控制顺差需要的则是增加支出，或者通常说的加强内需。没错，虽然很多措施至多只能算是一时的便宜之策，但中国确实有很多可以在短期做的事情：减点税，多增加点转移支付，提高一点退休金和医保的标准，给农民工和子女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例如教育和医疗，多提供点保障房，多储备些物资，让国企真正的分些红。这些事情，有些直接就能增加需求，有些可以通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或者提供激励来增加需求。把话说到底，多花钱比少花钱相对要容易，而中国被要求做的是多花钱，而美国需要做的则是少花钱。

总的说来，全球失衡是一件中国向美国输出福利的事情──中国人劳动，美国人消费。因此，没有理由觉得消灭全球失衡会是一件对中国不利的事情。相反，做的好了，中国会是全球再平衡的最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