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政府希望增长"保八"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保证就业。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增长的奇迹，但远没有创造一个就业的奇迹。伴随着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的增长每年只有1%多，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很难想像的。为什么中国的高增长没有产生高就业？《靠制造业增加就业的幻觉》探讨了一个我认为的原因：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倚重制造业，倚重投资、上项目的增长方式，它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对创造就业却是不利的。经济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发展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反而最不能吸收就业。如果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是正解。
除了整体上的就业难，中国的就业还存在结构性问题，底层的民工经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更容易找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有很多。《民工上岗，大学生待业》讲述我看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工能够及时调整预期，接受更低的工资，而大学生却不能。大学生的市场价格，已经低于许多大学生自我预期的价格。在这里，价格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行业种类、工种和地理位置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大学生面对现实。
《看不懂的就业数据》讨论了一个很广义的问题：统计数据能否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同时，那些不具有约束力的数量指标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政府的决策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能否让政府真正实现问责。
《集体减薪还是个别人失业》的写作背景是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压力上升。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是，让更多的人接受减薪，还是让一小部分人面临失业。而我试图论证，减薪虽然很难，但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一、靠制造业增加就业的幻觉想
将来，中国的制造业还会越来越强大，并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但从就业角度看，制造业也许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
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发达国家有时候也被叫做工业化国家。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听起来好像有点徒有虚名。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其工业都已经不再是其经济中最大的部分，甚至也不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只是这些国家的兴起，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的。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走的是工业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走得相当成功。3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靠制造业拉动的，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从增加值上讲，我自己的计算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很可能已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然，大并不代表强。中国的制造业，很多还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样的大，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海量制造实现的，否则中国也不会有"世界工厂"的称号。
制造业，虽然（曾经）是很多国家的增长引擎，却未必是就业的增长引擎。实际上，制造业几乎从来都不是创造就业的最主要部门。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一个现象十分明显：工业化之前，最主要的就业吸收部门通常是农业，那些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甚至包括中国自己，人口的最大一部分仍在务农；工业化之后，比如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服务业会成为其最主要的就业吸收部门，吸收80％的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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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常比农业和服务业的快，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对经济增长有利，对就业却未必如此。打个比方说，纺织机一发明，一个纺织女工一天能生产的布相当于过去几百甚至几千个纺织工人织的布。毫无疑问，这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但是，如果纺织品市场的总规模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那么纺织机的发明将直接导致，纺织行业能吸收的就业人数减少。
相反，在很多领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比较慢。比如剃头匠，多少年了，大概还在用不变的技术剃头。烧菜的大厨，就算有了最先进的电器，烧菜的速度也不可能快到哪里去。如果大家下馆子的次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那么为了满足需求，厨子的数量也必须有相应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很多国家是因为工业发达起来的，但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却是在服务业，烧饭的、洗衣的、做中介的、打官司的、写小说的、拍电影的等。
中国的经历与很多国家的不太一样，中国的工业化是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产品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迅速扩大。因此，虽然中国纺织工业的效率提高了很多，但纺织行业吸收的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因为中国的纺织业不仅拥有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而且服务于十分广阔的国际市场。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幻觉，觉得制造业，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可以在未来支撑中国的就业增长。
但是这也许只能是幻觉。目前，中国的众多低端产业已经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不可能再持续地吸收就业。而高端的制造业只能吸收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就业。比如，造http://auto.ifeng.com/
汽车需要的劳动力比生产衣服需要的少，造飞机需要的劳动力比造汽车需要的更少。更何况，在全球危机的影响下，西方的消费者很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因此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也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持续高速地增长。
2009年中国的出口下滑两位数已经是一个明证。将来，中国的制造业还会越来越强大，并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但从就业角度看，制造业也许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了。
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对制造业、对"项目"十分偏爱，因为制造业可以带来投资和税收。各种政策优惠也都向投资和发展制造业倾斜，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过大，服务业则相对过小。这件事情，对经济增长的数字有利，毕竟制造业往往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但对就业的数字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之冠，过去几年基本都保持在两位数，而中国的就业增长率却只有区区1%～2%，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高就业。
要解决中国旷日持久的就业问题，仅靠上项目恐怕是不行的。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真的依靠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有些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比重相对较高，比如韩国、日本和德国，但这些国家的经验未必能在中国套用，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即便把世界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来可能都不够。给服务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有利于帮助缓解中国持久的就业压力，也可以自然地拉动内需。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不会每年都需要http://car.auto.ifeng.com/
买车买电视，他们会将越来越多的钱用在购买服务上，从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到消费服务，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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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不懂的就业数据
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
通常我一觉醒来，黑莓手机里总会躺着10～15封电子邮件，大部分是我睡觉期间收到的关于亚洲市场的报告和投行报告，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中国的。我一般会躺在床上把这些电子邮件快速地浏览一下。看邮件、洗脸刷牙再吃早饭，几乎是我每天早晨铁打不动的三件事情，而且顺序必须如此。我实在没法忍住先看邮件的冲动，因为在我睡觉期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
2010年3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收到的信一下子多出了好多封。通常这意味着出大事了。打开一看，原来都是关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
于是我找来《政府工作报告》细读，并特别关注当中的经济部分。严格说，报告里没有什么新闻，主要的政策导向已经被反复说过多次。报告里的提法、用词和语气都没有变，没有太多让市场兴奋或者失望的东西。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没有新闻可以是好消息，也可以是坏消息。
于是我把关注点转移到一些数据上。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人民代表大会不是橡皮图章。如果真的不是，那人大就应该审议一些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人大不是吗？代表大政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都需要人大审议通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怎么能说没有约束性？下面我就从一些很小的方面开始讨论。
温总理的报告里提到了不少数据，比如2010年GDP的增长率目标是8%，通胀率要控制在3%以内，财政赤字1万亿元出头，信贷增长全年保持在7.5万亿元，登记的失业率保证在4.6%以内等。
把这些数字一个个看过去，你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先从经济增长率说起。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政府能够控制经济增长率，那也许就是中国政府。问题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设定增长率目标为8%，这使得8％这个数字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信息量了。2009年的8%还提供了些政策信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增长速度会放缓，8%至少表明了一种政策的决心。但到了2010年，即便是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能增长9%，乐观的更觉得能增长两位数，因此8%在这个时点就体现不出任何政策意义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财政预算。2010年财政收入预算增长8%，支出预算增长11.4%，因此赤字是一万亿元出头。我想说，2009年是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困难的一年，国家对增值税进行了改革并且增加了出口退税，因此2009年开始几个月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但是到最后，200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还是增长了11.7%。现在困难已经基本过去，那么2010年8%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如何估算的？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从来没有低于过两位数，而且不出意外，2010年的经济情况肯定比2009年强，因此2010的财政收入增长，保守地说也不应该低于最困难的2009年。中国财政的总盘子是7万亿元左右，财政收入增长少估算一个百分点，就给财政系统创造了700亿元的自由度。而如何使用财政超收部分在中国是相当灵活的，可以用于追加支出，减少赤字偿还债务，或者纳入财政稳定基金，这基本都由财政系统说了算。2010年的预算财政收入增长，在我看来有可能低估了5～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到2010年末，财政系统可能会超收4000～7000亿元。如果这些钱全部用于冲销赤字也就算了，要是变成了突击花钱，那引起的浪费可想而知，而这不是没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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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讨论城镇登记失业率。首先，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举例来说，90年代末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才3%，2007年经济过热，全年经济增长14.2％，登记失业率反而上升到4%，2009年全年登记失业率都为4.3%，可谁都知道200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低后高的大幅波动。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在2010年把这个数据控制在4.6%以内，是什么含义？实在难以理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都存在问题。譬如，信贷总规模控制在7.5万亿元左右和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就是有约束力的。给定2009年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的情况，如果政府尤其是央行什么都不做，这两个目标是不会自动实现的。实现7.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也许还相对容易，毕竟央行可以"窗口指导"商业银行，或者干脆发行定向央票，惩罚那些信贷增长过快的银行，但要实现通货膨胀维持在3％以内，未必容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粮食的价格都在恢复，再加上2009年的价格基数水平较低，如果控制不好，2010年的全年通胀很容易超过3％。
最后把话题拉回来，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是确保行政机关问责、杜绝腐败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对其审议的文件具有大多约束力，是反映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具有多大约束力的重要指标。即便从这个狭义的角度考虑，中国的人大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民工上岗，大学生待业
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最根本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降低大学生的底线价格——更少的工资，更不理想的行业，更低的职位或者更偏远的地方（离开中心城市）。大学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在他们决定上大学之前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2009年春节前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有2000万民工失业。此话一出，震惊四座。2000万因此成为了一个标题性的数字，引发了无数讨论。
后来证明，这个数字可能夸大了农民工的失业程度。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公布了一个春节后的调研数据。此次调研比春节前的那次更全面也更细致，基本结论是，有1100万民工尚未找到工作。如果根据全国有2.2亿个农民工的总数计算，那么在2009年春节后，大约有5%的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的绝对数较高，但相对比例并不算太大。
几个月后，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几乎完全淡出视野。可能是因为媒体和网络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我更倾向于另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即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谷期，农民工的大范围失业问题也并不像很多人最初担心的那样严重。到2009年秋天，又传出消息说民工荒重新出现。
如果说就业真的有问题，有问题的也应该是2009年全国610万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下发各种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策，从鼓励支教、当村官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等，不难看出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关于大学生就业情况，并没有较好的官方数据。2009年6月1日的财经网上有一条消息：
签约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6月1日，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布新一期网络调查"2009届大学毕业生签约率"的结果。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普通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38%，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6%，这与此前4月发布的本专科签约率均为39%相比，均有所下降。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该签约率中也包括继续深造的，也就是推迟就业的。把民工就业和大学生就业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看到的是一幅非常有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图景。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群体，也就是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而恐怕是最低端的中国劳动力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却总能想方设法找到工作，更确切的说找到谋生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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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一个观点：没有卖不掉的东西，只是价格问题。如果你有一车梨卖不动，你可以降价，降到不要钱的时候，肯定会被抢光。如果碰巧是一车烂梨，不要钱也没人抢，那你就倒贴钱，贴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有人来抢。总之，如果你想把东西卖出去，只要价格对了，就能成功。反过来说，如果东西没卖出去，那很可能是价格不对。这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况，比如你碰巧在一个完全没有人烟的地方卖一车梨，那么无论你怎么降价也不会有人来买，但是劳动力市场不属于这种情况。
农民工找到工作相对容易，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就是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待遇是随行就市的。劳动力市场紧的时候，大家工资都高点，市场松的时候，大家工资都少点。工资实在太低时，农民工就回家种田去。总之，工资的变动代替了量的变动，这和前面卖梨的例子一样，不管那车梨有多少，通过价格变动，都能卖掉。
大学生的情况可能正好反过来。大学生的真实"市价"，也就是能让大多数学生都就业的工资水平，可能已经低于许多大学生的底线价格了。许多大学生就是因为不愿意接受"市价"，包括工资水平、行业种类、就业地点等各种与工作相关的因素，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待业。
大学生劳动力的"市价"低可能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比如已毕业大学生的供给数量太大，但需求不足，也可能是教育质量的因素，市场对部分大学生的质量不认可，不认为这些在大院子里混了四年、读了几本书的学生真的能够创造价值。1999年和2000年，大学开始扩招。当时我就很震惊地看到，在没有增加师资，没有增加教学设施的情况下，学校是如何凭空扩招一大堆学生的。我的本科生班有70名学生，而比我低三个年级的本科生班竟然有120名，再往后一年达到150名。人家过去说笑话，生那么多孩子怎么养？回答是，那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煮稀饭的时候多加一瓢水，吃饭的时候多加一副筷子嘛。大学扩招，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多加一瓢水和多加一副筷子的方式实行的。前面已经提到，现在为了解决本科生就业难的问题，教育部又开始进行研究生扩招。看来，水还要继续掺下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学生劳动力的低"市价"，这一现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最根本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降低大学生的底线价格——更少的工资，更不理想的行业，更低的职位或者更偏远的地方（离开中心城市）。大学生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在他们决定上大学之前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我个人其实也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像我们这些留学国外的，十几年前是"海归"时多金贵啊，全国都没有几个。现在学成回国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你还认为自己像当年那样金贵，那估计只能当"海带（待）"了。
但这就是市场规律，没有人能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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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体减薪还是个别人失业
在经济走差的时候，工资越缺乏灵活性，失业的状况就会越严重。由此看来，失业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灵活程度。这件事情的分配意义在于，减薪相当于让更多的人一起承担经济变差的成本，而裁员则是让一小部分人首当其冲。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必然会放慢甚至出现减少的状况。同时，一个并不轻松的现实是，这种收入增长的下降不会平均分摊到所有人的头上，而是一部分人承受大部分的下降，而大部分人毫发无损。
具体的表现是，一部分人会失业并失去收入来源；另一部分则保有其工作，其收入也还有保障。这件事情看上去不那么公平。更何况，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工作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属于边缘人群、困难人群，或者是缺乏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相比其他人群，失业对这些人的生活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诚然，失业增加是经济变差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失业究竟是否必要，并不一目了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企业是否愿意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调整工资来吸收经济变差产生的冲击。
对企业来说，裁员和减薪，对控制成本的效果是类似的，都是减少工资开销。和减薪相比，裁员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裁员虽然不难，但等到经济变好的时候，重新招聘立刻就能用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的。老员工未必会回来，新手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这意味着，通过调整员工人数来应对经济状况的变动，存在额外的成本，而通过调整工资，则不存在。因此，如果工资具有足够的灵活性，那么在经济暂时变差、企业必须要控制成本的时候，企业更有可能选择降薪，而不是裁员。但如果情况正好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不具有灵活性，企业又必须控制成本，那么企业能做的最好决策就只能是裁员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越不具有灵活性，在经济走差的时候，失业的状况就会越严重。由此看来，失业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灵活程度。这件事情的分配意义在于，减薪相当于让更多的人一起承担经济变差的成本，而裁员则是让一小部分人首当其冲。
所以，无论对企业利益而言，还是从公平的意义上讲，允许在经济暂时变差的时候减薪而不是裁员似乎都是更好的选择。在中国还没有建成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还存在较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下，尤其如此。2008年末和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近三十年来罕见的急剧下滑，这对就业的压力不言而喻。那时的中国，就切切实实地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取舍：减薪还是失业。
无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公正的角度看，选择减薪似乎都优于选择失业。可是，此话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却非常难。毕竟，面临失业的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让大部分人为小部分可能会失业的人牺牲自己的工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很多企业通常选择裁员而不降薪的重要原因：得罪一小部分人比得罪所有的人要容易处理。同时，由于存在最低工资保护，对于低工资的雇员，企业缺乏进一步下调其工资的空间。因此，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减薪变得格外艰难。
这里也许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政府不应该限制企业裁员，毕竟这是企业自主的经营决策。然而在短期内，政府可以为企业消除降低工资福利的壁垒，容忍企业降低工资福利的行为，使得降低工资成为企业的一个真正可能的选择项。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员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工作，政府可以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作出限制，如此一来，可以减少私人机构调整工资的压力。政府还可以做的是，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共识，让每个人都明白经济下滑带来的损失应该由大家共同分担。当然，更长远地看，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让那些暂时失业的人员可以获得最低程度的保护，并有时间重新寻找新的工作。
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怎么看都是一件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分担一点，大家的日子也就不会那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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