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迄今境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经济学随笔一百五十余篇，著作五部。新著有《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等。
一、世界两大工业化发展模式
二、“美元陷阱”如何成就
三、日本引领东亚步入“美元陷阱”
四、中国落入“美元陷阱”
五、如何摆脱“美元陷阱”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为挽狂澜于既例，美国实施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量化宽松直接释放3.9万亿美元资金)。
与之相对应，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由2006年年底的1.07万亿美元飙升为2007年年底的1.53万亿美元以及2014年底的3.84万亿美元，并—举超越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
日本，乃美国盟国;中国，多年来一直被美国怀疑甚至敌视的国家。中国不断积累美元储备，增持美国国债，引进美元资金，以美元美债为基础发行人民币，导致货币主权受到严重侵蚀，汇率与资产定价权受损，由此正步日本后尘，正面临即经济泡沫化、产业固化、人口老化、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发展依附化等胃“美元的陷阱”综合症。
中国要实现双百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要成功应对面前的这一系列挑战。
近代以来，综观世界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约略有两大发展模式：一是以英国等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模式，二是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廉价生产要素的模仿式发展模式。
英国能在西欧群雄中后来居上，主要是凭借科技进步、发明创造、资源优化配置等途径使生产力不断得到提升而实现的。例如，英国毛纺织不如自己的附庸国爱尔兰，而棉纺织原本就是空白，棉织品从印度进口。
但是，英国通过关税保护、限制进口、引进技术等措施，使得纺织成本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纺织品质量却不断提高。1830年以后，价廉物美的英国棉织品大量出口印度，导致印度纺织业陷入全面而持续的危机。
到1850年，原本在棉布生产上无任何比较与竞争优势的英国，其棉布产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英国的成功并不是依靠廉价劳工、也不是依靠汇率贬值或政策补贴，而是依靠科技与生产力的提升以及严格的关税保护政策。
日本明治维新后努力学习模仿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则努力学习模仿美国，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由此实现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
此后，日本通过“雁型飞行”引领东亚经济，创造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日本等亚洲国家主要通过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廉价劳工、廉价货币、廉价环境)，降低生产成本，确保产品竞争力，维持贸易顺差。
这样的增长模式，一方面会因巨额外汇储备积累而引致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还会遭遇劳动力成本提升、人口红利消失、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加入市场等因素而导致经济停滞。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撰文分析，亚洲经济奇迹不是靠技术革新促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而是依靠对劳动力、资本高强度投入取得的。克鲁格曼由此断言，所谓的亚洲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英国模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发展模式一的继承者集中于欧洲老大陆与北美新大陆，强货币，高工资，高消费，由此产生“与物较劲”的思维，节省人力、获取高收益的创新发明层出不穷，由此使得欧美一直成为工业与产业革命的源头，国际分工的主导者。
日本模式—一廉价生产要素的模仿式发展模式一的继承者是“四小龙”、中国与东南亚，低汇率，低工资，低消费，由此产生“与人较劲”的思维，低价多产，薄利多销，成为工业与产业革命的的跟随者，国际分工的从属者。
欧美苦练内功貌似笨拙，其结果人民最省力;东亚投机取巧貌似省时省力，但其结果人民最辛苦。采用模仿式发展模式，犹如百米赛跑，总是在争那小数点后面几位的时间，即通过精细化管理、节衣缩食、加班加点来降低咙本，却忽略了汽车、摩托车甚或自行车的发明与使用，就能轻易摆脱低成本之恶性竞争的轮回。①
环顾当今世界，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苹果、微软之类的公司，代表先进而时尚的网络时代;日本市值最大的公司是丰田汽车(截至2014年连续13年稳居第一)，表明日本还陶醉在过去的汽车时代;
德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在著名软件企业思爱普(SAP)与百年制造巨头西门子之间交替易位，显示德国卡位在先进制造与时尚网络时代;2014年11月，上市仅—个多月的阿里巴巴，其股票总市值超过中石油，然而阿里巴巴乃合资企业(日本软银占36.7%，美国雅虎占24%)，外资占大头，由此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依然是中石油，如此看来中国似乎停滞在采掘时代。
这便是当今世界四大工业国的发展差距。所谓的“美元的陷阱”在日本等亚洲国家拥抱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伊始就已注定。
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标杆、模仿追赶先进国家历来为国际社会发展之常态。然而，西方先进国家为保持先进、防范后劲国家追赶，为后进国家编制了—套与自己实现先进的发展经验相反的“好政策”、“好制度”。
例如，在保护中成长一用关税等系列保护政策来培植幼稚产业借以促进本国工业化——是英美等国一再证明的成功经验，亦即提升生产力的自主发展模式，但是英美反其道而说之，即将自由贸易与基于“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国际分工写进教科书，当作“好政策”、“好制度”兜售给后进国家，而且刻意塑造个别“成功典范”(即所谓模范生，如拉美的阿根廷，东南亚的泰国，东欧的波兰等)来引导相关后进国家，“按图索骥”，其经济在获得一时或局部(如涉外部门)的繁荣后，逐渐落入实质的经济附庸的陷阱。
二战后，美国接过英国霸主的权杖，由于缺乏英帝国昔日广大殖民地的硬性支撑，美国更依赖在有限硬实力上无限拓展软实力，即更注重国际秩序与制度建设，从秩序与制度中兑现自己的利益。
美元借助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当黄金由美国的资产变为美国的包袱后，美国便毅然决然地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而成为纯信用货币。然而，美国百般努力让世界(其实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信，美元等同或近似黄金。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任何一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家，无论积攒多少美元储备，也无法在美联储那里兑换成黄金，从而也就不会对美元造成挤兑压力，倘若大规模抛售美元，会直接引发美元暴跌，导致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贬值。
如此，美元储备者比美元发行者更愿意守护美元。美国可以放任美元的发行，放任债务的增长，根本不用担心付不出美元来。
美国可以放任经常项目逆差，放任中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由此造成“产业空心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好政策”、“好制度”制度的引导下，为承接国际分工而展开激烈的“寻底竞赛”，纷纷以突破底线的优惠政策争抢美国的转移产业与炙手可热的资本。
发展中国家持续而不知疲惫地以有限的资源，去追逐无限的美元，由此便自然落入“美元陷阱”。美国通过美元陷阱，巧妙地把相关亚洲国家和地区变成了实质的经济殖民地或经济附庸。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开始艰难的经济复苏。朝鲜战争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美国越发重视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加大扶植日本的力度。
1952年，美国让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53年1美元兑360日元成为IMF的官方认定价格。低汇率为日本制造赢得了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1980年的76.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461.5亿美元，美元滚滚流入日本。
为防止日元升值而削弱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日本不断积累美元并持续购买美国国债。1976年日本持有美国国债不到2亿美元，然而到了1985年便超过130美元。
随着日美贸易失衡不断扩大，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日益加剧。1985年9月，为平衡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国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达成《广场协议》，后四国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
《广场协议》后，美元指数由120以上快速下滑至80以下，其中日元兑美元由1985年9月的240：1飙升到1988年11月的121.85：1。然而，日元升值并没有逆转日美外贸趋势，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资料，日本从1985年起，连续26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到2010年累积顺差高达3.O2万亿美元，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在美元贬值后仅呈数年缩小，1991年出现小幅顺差，此后迄今，再也没有出现过顺差，而目逆差还有快速增大的态势。
美国经济状况未如预期的那样变好，但是日本经济状况实实在在地不断变坏。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效应很快显现，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1986年的负4.8%，实际经济增长从19854年的4.2%下降到1986年的3.1%。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萧条，同时也为了应对美国要求日本刺激内需的施压(这种压力在后来的《卢浮宫协议》中得到明确体现)日本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自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贴现率从5%降低到2.5%。
这一“致命的失误”将日本巨额外汇储备累积的流动性释放出来，由此在日本全国掀起了金融投机狂潮——股票与房地产价格齐飞。
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疯狂飙升到38915.87高点，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指数平均上涨了3倍以上 ，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竟然达到了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土的水平。日本的土地财富占到国家财富总额的约70%，而同期美国仅占25%。很显然，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
无论泡沫的色彩如何斑斓，终究归于破灭。到1992年8月，日经指数暴跌到14000点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化为乌有。
据2005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地价统计数据，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连续14年下跌，与1991年相比住宅地价下跌4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生成前1985年的水平，商用地价下跌了约70%，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
很显然，日本经济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与1985年的《广场会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以及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这几个节点密切相关，而每个节点，美国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成为“美元陷阱”的第—个牺牲者，然而这只是东亚悲剧的开始。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896~1974年)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论”，描述日本产业经历“国外引进一国内生产一开拓出口一出口增长”四个阶段，由此呈现倒“V”形如大雁展翅翱翔的态势。
20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借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概括为—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该模式认为，日本是东亚雁群的“领头雁”，绝大多数产业先在日本发展，然后转移至亚洲“四小龙”，接着再转往东南亚以及中国。
这一度被国际经济学界高度肯定与赞誉的学说，经不起时间的经验，今天看来，分明是日本带着一群亚洲国家纷纷飞入美国的口袋阵，落入了“美元陷阱”。1990年以后，从日本开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脱离这样的宿命。【王伯达：《金融殖民的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为应对危机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释出天量美元资金，以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与经济体系。
然而，那些盯住美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美国的病，却跟美国吃—样的药”，即为了“贬货币，促出口，救经济”，跟着美国—起狂印钞票滥发货币。美国还有欧盟，因为其货币是国际货币，他们印出的钞票由世界共同承担，而东亚国家和地区释放的流动性只能自作自受，这就是美欧印出的钱比东亚多，而东亚的通货膨胀高于美欧的主要原因。
1993年，中国实施第一次汇率改革，人民币兑美元由1993年12月31日的5.7：1T整至1994年1月1日的8.27：l，一次性贬值33%。很显然，中国接下了日本传递给“四小龙”的棒子，跟随“雁行模式”，走上了廉价劳动(努力压低工人工资)、廉价货币(货币贬值)、廉价环境(长期不计环境代价)——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当然也就免不了要落入同样的“美元陷阱”。
从1994年起，中国始终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为防止货币升值，持续的顺差不断地转换为外汇储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增速与存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外汇储备1993年(汇率改革)为210亿美元。2001年(加入WTO)为2120亿美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为15280亿美元，2014年为38430亿美元，以几何级数递增的外汇储备，带来近乎前所未有的泛滥的流动性。
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货币供给量是否合适的M2/GDP的比率，中国在以上几个节点分别为0.98(1993年)、1.44(2001年)、1.52(2007年)以及1.93(2014年)，这显示中国货币供给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导致—系列的负面后果：
一是加剧通货膨胀。由于实际且优质的资源产品不断外流，没有实际阶值的美元与金融产品持续内流，外汇占款引致基础货币投放泛滥，实际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大众手中的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
二是引发资产泡沫。长期压低汇率而累积大量外汇储备，与之相对应，投放了大量人民币流动性。由于高端(高技术高利润)产业多被跨国公司占据，中资企业过度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产业转型升级遭遇国际垄断资本的天花板，相互间恶性竞争，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如此，过剩的流动没有出路，成为投机性极强的热钱，掀起一个又一个、一轮接一轮的资产泡沫。
三是长期做赔本买卖。中国以真实的资源与劳动换取没有实际价值的美元(纸张与电子符号)，而后又以持有美国债券的形式，将资金回流美国。
这些资金一是用来支持其国民消费，继续购买中国商品;二是美国企业家或华尔街金融家用中国的资金到中国投资或投机，赚取更高的收益。有专家经研究认为，美国FDI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33%，一般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回报率是22%，但中国买美国国债的回报率在1%~2%，还有可能遭受资本损失。
四是国民经济遭遇“笼中虎”的持久威胁。巨额外汇储备中有半数以上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报告(TIC)显示，2010年年底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持有金额高达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40.7%左右，占美国国债中由公众持有债务比例的13%;20l4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为1.2443万亿美元。
中国一方面在持续不断地廉价输出国内资金，另一方面又在不遗余力地高价引进国际资金。多年来，中国吸引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1984为12.58亿美元，1993为275.15亿美元，1997为452.57亿美元，2001为468.78亿美元，2007为747.68亿美元，2014为1195.6亿美元。
多年来FDI在中国以留存利润再投资，加之从各种渠道潜入境内的天量热钱，不断以利滚利、钱生钱的方式在中国积聚，对中国经济产生持久的影响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五是落入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发布国际投资头寸表，综观该表不难发现，中国海外资产以低收益外汇储备资产为主(2014年储备资产38993亿美元，占对外资产的61%)，对外负债则以高成本FDI为主(2014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26779亿美元，占对外负债的58%)。
中国长期以高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国内日益过剩的资本，形成自己的对外负债;而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和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将借来的资本倒流回去，形成自己的对外资产，由此形成了极其尴尬的“高成本引进来，低收益流出去”的所谓“斯蒂格利茨怪的圈”。
与之相对应，国际资本则是“低成本进入，高收益流出”，在这一国际资本循环过程中，高收益流出资本，不仅包括在华创造的利润，而且携带着中国的商品、资源乃至具有真实价值的—切，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流向美国。
通过国际资本循环，通过“斯蒂格利茨怪圈”，中国不仅为美国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与资源，而且还提供大量的廉价资金，以支持美元汇率以及美国财政，来自中国的资金成为美国减税的来源、社会福利的来源、强化教育与国防(包括“重返东亚”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的来源。
不容否认，廉价劳动、廉价货币、廉价环境的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让中国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绩单。但是，亮眼只是一时的，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引区—样，面临着严重的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
比日本等经济体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人均收入不仅远低于当时的日本，也低于1990年的中国台湾。但是正在进入后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之时代，出现了经济金融化与泡沫化。
很显然，中国已经步日本后尘落入“美元陷阱”，即出现经济泡沫化、产业固化(转型升级艰难)、人口老化等系列问题，而且比日本陷得更深，另有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发展依附化等系列挑战。中国要实现双百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要成功脱离“美元陷阱”。
“美元陷阱”首先是GDP陷阱，经济增长陷阱，应告别出口导向，实现自主增长。从1985年起，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运行结果进行核算。然而，GDP是在中国国境内的所有生产总值，既包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也涵盖外国人(资本)在华创造的生产总值。
实际上，美元资金流入中国境内越多，中国的GDP规模越大;美元资金流入越多，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越多，在过剩流动性催生下，房地产价格越高，GDP规模也就越大。因此，经济全球化下用GDP统计经济规模的水分太多，而所谓“美元陷阱”首先就是GDP陷阱。
因此，必须消除唯GDP主义，克服唯经济增长思维，尤其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以出口促增长”的僵化思维。对外开放(过去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有着极其重要的、革命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经济体量迅速壮大的一条捷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廉价劳动、廉价货币、廉价环境实现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之弊端日益明显。所以，适时、科学、合理总结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告别外向型经济增长，以优惠政策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增长，从而实现自主增长、东西部平衡增长非常必要。
有效应对与防范石油危机与粮食危机。在美元与黄金挂钩后，石油是美元的重要支撑，在美国对石油的影响力不断消弱之际，粮食正在成为美元的重要支撑。
今天，“石油美元”与“粮食美元”显然已是美元霸权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多年来，美国借助多种手段不断制造石油危机从而让世界增加对美元的需求与依赖;近年来，美国正在不断(周期性)地制造并借助粮食危机，以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中国必须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降低对美国控制的马六甲等关键运输通道控制的倚重，破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对石油价格的操纵，利用地缘政治优势，通过精心规划与细致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如中巴经济走廊)，增进与产油国双边或地区合作，努力使石油与美元脱钩，如此对美元有着釜底抽薪的功效。
中国必须降低对国际粮食市场(四大粮商)的依赖，通过大规模国土整治，增加粮食的生产与供给，切实保障粮食基本自给，如此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下，在“马歇尔计划”培植下，西欧同样落入了“美元陷阱”。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1盎司黄金兑35美元，但是到1972年8月上升到38美元，1973年5月上升到42.22美元，1980年1月则飙升到850美元。
黄金大幅度的升值对应的是美元急剧贬值，令积累大量美元的法国等欧洲国家损失惨重，叫苦不迭。欧洲国家的金融业发展远远早于美国，欧洲人深知在他人赌场里博弈永远赢不了庄家，而且极有可能被庄家坑蒙。
欧洲国家正是在20世界70年代吃了美国大亏之后，方才有了新觉悟，决意另辟园地，开自己赌场，于是诞生了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欧元目前的占比不到30%，相较美元的60%逊色不少，但是有了这30%的空间，欧洲不仅可以自保，而且还可以赚其他赌客的钱，也就是分走美国一杯羹。
因此，中国要脱离“美元陷阱”，不是亦步亦趋的紧跟日本，而是要学习效仿欧洲，建立自己的“赌场”，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依照货币理论与国际经验，独立的货币主权是货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国债是一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但是，中国在1994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
该规定虽然有效防止政府因为超发货币而引起通货膨胀，但是也阻断了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在大力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大量贸易顺差、热钱流入和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拿回外币等诸多因素作用下，《中国人民银行法》事实上开启了中国通过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机制。
很显然，现今的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美元储备之上，实质依然只是美元化，抑或只是美元兑换卷而已。因此，人民币越是国际化，在“美元陷阱”中陷得越深。
朱下岗为了搞私有化，专门忽悠邓，制定法律，在1995年人大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政府增发货币(参见第29条)，不许向市场增加投放货币，仅2年功夫，国内企业就无法运行了，应到账款收不上来，买原材料靠欠账，产生了著名的三角债问题。
本来经济在不断发展，市场上的货币就需要不断增加，政府就应增印货币投放市场。朱下岗不准增加市场上货币，出问题是必然的。不过朱下岗先生不是这样解释由此而带来的问题，而是让媒体大肆宣传，国企无效率，大锅饭严重，所以都经营困难。由此产生了一句名言“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实施了砸三铁，卖国企运动，将国内的中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一扫而光。谁也不敢挡其道而被当做贪官。其实贱卖国企产生的腐败，比此前严重百倍都不止。以前不过是请客送礼，现在是无偿或低价奉送一个工厂。但是，朱下岗的99加1口棺材都留仓库里，一口也没有送出去。后来，在工人们博命抗争和众多学者的揭露下，私有化不得不停了下来，终于为国家留存了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几个行业的大型国企。 朱下岗是著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方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西方唯一公开称誉懂经济的官员。搞市场经济需要货币，这是个简单道理，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朱之所以这么干，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要清除公有制企业，朱也很好地完成了这个目标，至于上亿人下岗，几亿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很多人饿死，朱就不想管了。当时国内报纸上曾报道饿死人事件，例如重庆商报报道的重庆纺织厂厂花张苏玉,下岗不愿去卖身,饿死家中五年,成一堆白骨，直到2005年房子维修才发现。
等到私有化大计完成，朱下岗又开始增印货币了，这次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就是说，增印人民币换美元。当然，美国人是不要中国精英印的人民币的，与此相匹配的，还有一个政策，就是让美国资本家能买中国的工厂和物资。于是，朱下岗增印的人民币都给了美国资本家，美国资本家要么在中国买下了工厂，要么买走了中国的物资和产品。而朱下岗换来的美元，则主要用来买美国国债和两房公司的垃圾债券。
这是美国精英的意图，据龙永图先生在一次电视节目上吐露，这是中国和美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当时朱当政。这等于让美帝可以自由地印货币拿走中国的工厂和物资，相反，我们印人民币，是不可能到美国买工厂和物资的。甚至我们拿物资和工厂换来的美元，到美国买工厂和很多物资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我们印人民币了。在这个协议下，换来的美元则用来支援美国。
朱下岗们也很配合美国精英，御用经济学家们声称，政府不能花手里的外汇，用在国内，只能保值增值，(参见评《外汇储备是谁的?》)于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公司的债券，支援美国建设了。到目前为止，购买美国国债约1.2万亿美元，还有两房公司垃圾债券约5000亿美元，此外，还购买了大量日本政府债券，欧洲很多国家债券，包括濒临倒闭的希腊政府债券。
2002年我国仅有基础货币4万亿，到2012年，十年间，精英们为换美元就增印了人民币22万亿，全部交给了美国资本家，平均每年送给美国资本家2万多亿元人民币。精英们给美国精英奉送了如此巨大的资金，表现了惊人的高风亮节，却经常为自己缺钱而烦恼。每次缺钱，都会搞一场掠夺老百姓的改革，美其名曰，市场化。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精英们让老百姓自己掏钱，精英们上下其手获利的改革，例如，教育改革，养老改革，医疗改革等等。最近又临到铁路了。
这是美国精英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出的主意。1980，1988和1993年弗里德曼曾三次访问中国，多次受到我国高层接见。1988年在上海出席经济会议后，于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获中共时任总书记赵紫阳接见，一谈两小时。弗里德曼自言周游列国50年，所遇政要无数，从没遇到一位像赵紫阳那样思想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的国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88年的会面举行时，中国在开放价格管制后遇上高通胀，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应尽快开放价格管制，让价格指导资源分配，毋须惧怕会引来高通胀，只要控制货币供应，通胀自会受控。最终赵紫阳听从弗里德曼的建议，加快价格放开改革，导致89年物价飞涨，带来一场需要使用军队镇压的动乱事件，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带来了无法抹去的污点。
据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访华的张五常透露，朱后来制订的中国货币制度深受弗里德曼学说影响。一直在传媒宣扬自由经济学说的《壹周刊》社长杨怀康认为弗里德曼的思想，为国企私有化奠定基础。早年弗里德曼两名中国学生，都是国内金融货币理论的权威，一位是陈彪如，曾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另一位是陈观烈，生前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参见出处。
朱被西方誉为经济沙皇，其最大功绩是为西方资本家经济侵略中国打开了国门，清除了国内原本存在的国企对手，建立了为西方免费服务的殖民地路线经济，现在我国虽然生产了世界一半的产品，大部分都免费供应西方，从而让西方不在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了，从而得到美国和西方精英的交口称赞。
请朋友们关注：精英们的自愿殖民经济政策，让美帝不事生产，拿印刷的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工厂，拿走中国大部分产品，造成环境逐步恶化，资源走向枯竭，正在掏空中华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黄卫东 欢迎访问黄卫东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angwd1999
我国应当废除《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
1995年3月通过2003年12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表面看来，这是一个预防通货膨胀的合理规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称上述银行法规定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是关闭了政府主动超发货币之门。深究起来，这是个荒谬规定，其依据非常浅薄。这个规定使人民币丧失了完全主权货币的性质，中国丧失了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其他需要自主发行与回收人民币的政策手段。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规定的继续存在，无疑是自缚手脚，使得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共同富裕、防范金融风险等工作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政策手段。我国亟需废除《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
一、国债本来就是主权货币发行的手段
经济体的运转需要货币，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仅仅是贵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促进了贸易量扩大和经济发展，如明末白银流入制造的繁荣。货币的流出往往制造“钱紧”，引起经济萧条。经济的成长诸如新技术的投入、交易的扩大、自然经济的瓦解等，需要货币量的相应增加。金属货币时代，通过采掘矿藏，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使得货币供应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这终究有致命的弱点，就是货币供应无法合理地控制。根据凯恩斯的总结，坚持货币金属论，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1、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近似为0，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2、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3、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主权信用货币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发明。主权货币避免了以前金银货币的一些弱点，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可以根据经济和公共事务的需要调节基础货币。等于一国央行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神奇空间，其中可以取出无量金银，可以储藏无量金银。
一般来说，政府不能以货币发行作为财政手段来使用(不排除在紧急时刻非常谨慎地使用)，我国历史上，政府滥发纸币或劣质金属币用作财政支出导致经济崩溃的教训值得汲取。但是，财政支出可以是货币发行的手段，而且是最公平的手段。央行买国债是公平且能够自主收放的货币政策手段。概括说，货币通常不是财政的手段，但财政可以而且应该是货币的手段。
要明白，国债向中央银行发行可以是基础货币注入手段，这是对本国人民公平的发行方法。无论是央行购买国债还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一般情况下只能持续扩大。国债和再贷款作为发行基础货币的方法，本来就同一般的债务不一样，不可能最终得到清偿。
二、美国和欧洲央行为什么要购买国债
美联储主要通过买卖美国联邦政府债券的方式(公开市场业务)调控美元基础货币量。假如美联储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由于美国财政部通常以新债还旧债，因此只要美联储持续、稳定地购买国债，则美国财政部就可以永远维持相应的债券融资额度，这些基础货币也就会永远保持流通，不被美联储回笼。这个时候，美国财政部实际上是铸币税的真正享有人。
所谓美国国债，是国债形式下伪装的美元基础货币发行而已。经济全球化下，美国政府供应贸易货币美元，美国国债就必须增加。
据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央行不能直接购买各成员国的国债。但是，欧洲央行最近却进行二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e Operation，简称LTRO)，本质上就是各国银行从欧洲央行以极低的利率(1%)贷款，然后可以用这笔钱购买主权国家的债券，赚取息差。再融资操作让欧洲央行成为中间人，欧洲央行出钱(其实是印钱)，银行拿到钱后购买国债，然后再把国债返还给欧洲央行当贷款抵押。这些国债最终还是回到欧洲央行的手里，欧央行其实“买了”国债，欧洲央行的LTRO就是变相的印钞。两轮LTRO合并计算，欧洲央行共计LTRO上万亿欧元，折合美元约14000亿，规模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是相当的，和美国的盖特纳与伯南克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
欧美目前的印钞是将货币发行作为财政手段。为了不出现通胀让本国社会承担，必然是需要将所印钞的货币变成本国之外的资产，欧洲印钞上万亿美元，美联储前面的量化宽松也印钞16000亿美元，这些货币经过金融衍生以后就是十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唯一一块可以想象的十万亿美元以上的资产就是在中国。正是中国错误的货币发行方法和外资政策配合了欧美央行的举动。
面对欧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可以采取的关键对策就是央行购买国债，所产生的货币用于收购在华外资企业、建设高铁和水利工程、加大民生投入，从而减少贸易顺差、挤压外资出境，最终大幅度降低外汇储备。
三、中国外汇储备累积的原因、恶果及解决办法
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有两个途径，一是境外资金直接对我国的投资;二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双顺差的积累，导致外汇占款/基础货币远远大于100%。当前，中国的货币运转，主要是通过两个中介进行的，一个是美元，一个是土地。简单来说就是，进口美元以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抵押土地以完成人民币信贷资金投放。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是最坏的货币扩张方式。自主发行基础货币而不是通过外汇占款、主权信贷取代外资、台账管理贷款取代土地抵押贷款，是中国金融健康发展的方向。
人民银行法第29条使我国关上了自主增加基础货币的渠道，另外由于没有重视银行、企业等社会组织建设，同时社会资本和信任机制流失，中国面临制度性资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资。
只要中国不能解决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则外汇储备的累积不可避免，调整汇率不能起什么作用。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外汇储备过度累积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消费不振，导致美国人印钞雇佣中国，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3万多亿美元并且只能不断累积下去经济才会不停摆。
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外汇储备累积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类似于当年国民党统治时政府印钞用于军费、中共在解放区收缴法币到国统区抢购物资，国统区所发生的恶性信用膨胀。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局表现的所谓通货膨胀，并非是政府直接印刷基础货币“重敛于民”，而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
面对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当局似乎不明白主权货币和主权信贷的性质，不明白主权信贷搞建设和印钞消化产能过剩的原理。
一个国家其基础货币能够自主收放，乃是货币主权的根本体现，乃是主权信贷运行的前提。主权信贷之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印钞搞经济建设。在经济体中，从微观角度发现了经济机会，此时万事俱备，只欠资金，那么企业或其它组织就在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意义在于能够扩张信用，银行信用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以说最终而言是印钞搞建设。其过程不是印钞在先，而是经济发展的潜力逼出印钞，是经济发展的潜力催生出了资本，而不是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我国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1998年之前，我国实行信贷额度计划管理，在这一时期，通常国家计委在每年年底根据各省、市上报的投资项目，提出下一年投资的“大计划”，然后，人民银行再根据这个大计划制定各商业银行、各省市信贷额度分配的“小计划”。主权信贷搞建设印钞、生产过剩时印钞消费和财经纪律无关，偏偏中国人以此自我束缚。恶性的信用膨胀，是土地抵押信贷和印钞作为财政手段。上面两种货币发行，形式相同实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连两种印钞行为的实质都分不清，却株守货币主义教条来控制所谓的通胀，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深的伤害。中国自主发行基础货币，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外储，遏制美国不遵守财经纪律的行为。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在于以主权货币取代外汇占款;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从而无需美国印钞来雇佣和消费中国。我国需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做到降低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同时收入分配趋向平等。
四、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思路进入2011年以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无疑处于严重的危险当中，我们面临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就业大头的中小型制造业大面积倒闭、资本出逃做空中国等等可能的危险。如果中国房地产下跌50%以上，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造成的结果是银行技术性破产。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也是以土地融资形成，中国银行业面临空前的风险。在目前的换汇体系下，如果撤走1万亿美金的外汇，央行必须收回30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市场马上就会因为缺钱而陷入流动性紧缩，进入崩溃。我们应当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准备。我们需要紧迫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使中央财政能够向央行发行国债，恢复人民币完全主权货币的性质，中央财政获得资金。我们需要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节余中央财政资金。
如果国际资本大规模外逃，不需要恐惧，资本缺口完全可以由上述中央财政资金填补，实际上就是中央银行印钞充当这些企业的资本金。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正是重建“国有企业”的好时机。依靠主权信贷建设既是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又实现了资本社会化的“国有企业”应该是长期的目标。这是一个换血工程，换血完成后，中国经济体将恢复健康。对美元投资者来说，当年，你们是带着美元来的，现在，你们带着美元走吧，咱们两不相欠。一些外国友人和独立经济学家也建议中国政府用手里多余的美元买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
土地泡沫破裂后，绝对不能重新吹大，而是抓紧进行土地去资本化，交易利得税、保有税、遗产税使得房地产丧失其大部分资产属性。那么银行资本金不足怎么办?仍然上述中央财政资金充当国家股本注入银行补充其资本金。
对于中西部地区，在能够开展最严厉的肃贪反腐措施前提下，可以甄别一部分政府项目，评估其公益性质，使用上述资金消灭一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补贴中西部政府财政，也可以消灭一部分地方政府债务。
央行购买国债发行的基础货币和节省的出口退税资金还可以进行高铁建设、水利建设、社会保障建设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工作需要吸纳大量劳动力，其工资要有吸引力，其中一般民工都不能低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的工资。
按照上述方式，国内普通人民消费需求就会起来，需求起来之后就需要进口，因为我们生产的产品有些是需要从海外进口的，就是两头在外，现在变成一头在外，另外一头又在内了，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净进口。进口就需要有些人拿人民币去兑换美元，就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减少。这是一个对冲的过程。一头多发了人民币，另外一头外汇储备减少了，又回笼了一批人民币，人民币又被央行收回来了，这和外资、贸易顺差导致的美元进入过程是相反的。
总之，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局势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都应当尽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