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哲学、科学的关系（一）——根据武汉大学哲学院赵林教授讲座整理
现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远远的超过了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西方人都相信基督教，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督教在西方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一种文化，深深地渗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去。
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中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说为什么会有宗教？我们认为宗教就是迷信、愚昧、没有科学知识，而随着一个人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个人就会从一个宗教信仰者变为无神论者。但是面对西方的现实，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事实上，中国人自古以来骨子里就是无神论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相信鬼神的，当然中国人也讲宗教不过中国人讲宗教的目的是为了教化老百姓。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无神论的民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不相信宗教的文化，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西方。
但是中国也并不是只有通过宗教信仰才能有出路，每个民族、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路，不必要追求一致，没必要趋同。
第一部分：从一般的角度来说宗教、哲学、科学三者的理论关系
罗素《西方哲学史》导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界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他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认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向科学一样是诉诸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
哲学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哲学与神学所关注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仍不能为人类确切知识所能肯定或否定的事物。哲学问题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答案的。
而自然科学往往对研究对象已经有了确定性的知识，确定性的答案，而且这种答案一旦形成往往就变成亘古不变的真理，如牛顿的经典力学。
哲学的最高目标就是养成一种批判的意识和怀疑的精神。哲学对任何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永远高昂着不屈的头颅。
“唯物”与“唯心”的讨论。中国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这来源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中国人把“唯物主义”认为是绝对真理，而西方人则相信宗教，并且西方人是很有知识的。
如果盲目的说西方人是错的，西方人同样可以说我们是错的。我们不能证明西方人怎么错，错在哪里，就像西方人也拿不出证据证明我们怎么错，错在哪里。这是两种文化、两种教养的区别。如果武断的说别人错了，那恰恰是你错了。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宽容。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待牛顿经典力学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世界到底是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精神则是见仁见智的，而这个问题本身又不像经典力学可以在实验室里验证。这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说到“形而上学”，这个词现在在我们的认识里认为是贬义的，就是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看问题，和辩证法相对立，我们认为辩证法是好的，而“形而上学”是坏的。这是在黑格尔以后的转申意。
“形而上学”的原意实际上是这样的，最初是“在物理学之后”，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之后，亚里士多德将哲学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史研究存在本身的问题，也就是研究事物最一般的原理和原则的学科，第二哲学是包括物理学等的科学，是研究事物表现规律的学科，也就是我们说的知识。第二哲学是“其然”，而第一哲学是“其所以然”。后来他的学生整理他的著作时有一部分不能归于任何学科，于是就又编了一本书叫做《物理学之后》。
中国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采取《周易》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这个翻译是十分恰当的。“道”即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第二个“道”。“道”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玄之又玄。
“形而上学”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是事物最一般的原因。“形而上学”的反义词不是“辩证法”，而是“经验”。“形而上学”就是“超经验”。“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根。
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会导致僵化，与经验对立，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思想才导致了“形而上学”现今的意义，成为辩证法的对立面。
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可以落实为“经验”，“经验”也可以上升为“形而上”，所以用辩证法代替和经验始终对立的“形而上学”。
哲学研究的问题就是那些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哲学如果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不是哲学，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各种具体的学科来解释。
哲学在西方是具有超越性的，西方人超越性思维，对彼岸、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从精神上把握的东西感兴趣，与他们形而上学的传统有关系。自从形而上学成为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以来，西方形成了一种与我们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是经验式的，在经验中检验事物。但是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能够在经验中可以检验的，所以中国人是不太适应形而上学的。所以朱熹把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应用到日用之间，落实到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中，中国人尽可能把高深的东西落实到生活之中，落实到人的道德行为，中国人不喜欢研究玄而又玄的东西，认为那是“屠龙之术”，屠龙之术三年学成，一无所用。
中国人崇尚经验，因此在中国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西方人恰恰相反，在亚里士多德以前，西方哲学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为自然哲学，一部分为带有形而上学味道，如西方第一个唯心主义科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原，这与自然科学家说水、火、土、气是万物的本原，差别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水、火、土、气是具体的东西，而“数”是看不着的，抽象的。这两者的本质是不同的，把“数”看作是万物的本原这就形而上了。
形而上学一开始就隐藏着唯心主义的可能性。
所以，在西方就养成了一种习惯——眼见为虚，思想为实。
在西方哲学史中，唯心主义是主流。唯物主义是含有贬义的，在西方唯物主义（物质主义）指的是罗马人只追求物质生活，不追求思想上的思辨叫做唯物主义，而在中国唯物主义有特定的含义，这两个唯物主义是不同的。
哲学研究的真正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不可以通过经验把握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与神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神学研究的灵魂、上帝都是不可验证的。
哲学又是诉之于科学理性的，而不是诉之于权威。
哲学与科学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相同的，都运用理性，而不是像神学那样诉之于权威、信仰。
一切正确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出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哲学是受到双方的攻击的。
哲学受到科学攻击的原因是：哲学研究的问题是科学不能给出答案得。所以科学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无聊的问题，这种观念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科学理性无限膨胀以后，特别是在今天，尤其明显，以至于在当今，哲学无可挽救的没落了，因为这个时代是唯科学主义，科学认为一切东西都要拿到实验室里来验证，哲学研究的问题是无法拿到实验室里来验证的，所以是无聊的问题。
这种观点是浅薄的，人是有神性的，人除了要研究那些可以验证的知识以外，人永远是追求那些永无答案的问题，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就是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永不满足，永远再追问某种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永远不能达到，但是在追求他的过程中，人在身后留下了一排歪歪曲曲的脚印，这排脚印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所以人就是在追求一个一个彩色的海市蜃楼的情况下走出原始森林的。
人的神性来自于往天上看，人类总在追求理想，人在追求一个一个理想，回过头发现很多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但在追求的过程中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人类的文明，就是我们的历史，所以一个理想它最后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不能实现，而在于它给了我们一种永恒的感召，在追求这种感召的过程中才有了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浮士德精神，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的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哲学所追求的，哲学就是对超经验的东西的追求，这也导致了很多科学史上的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哲学的思考，而不是出于科学的思考。
罗素说：“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经不再像它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由此，罗素提出了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都是科学不能给予答案，而神学家信心百倍的回答也不令我们信服了。
第一个问题：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
在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自身的发展经过了很多的变化。
“物”在西方被认为是：水、火、土、气，以后又是种子，原子，原子的本意是不可分的，而现在我们说的原子已经被证实可以分为原子核、电子，所以现在所说的原子只是沿用了这个名字，已经不是以前不可分意义上的原子了。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了现在物质的经典定义：物质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只是一个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哲学就是要把你给弄糊涂，让你有批判的意识和怀疑精神，你过去认为就是这样答案的东西，现在觉得未必就是这样的答案，于是有了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则开始有了哲学的慧根。
哲学就是对大家觉得天经地义、就是这样的观念的怀疑和批判，哲学首先是一种意识而不是现成的答案，现成的答案是教条。
陈修斋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书：《哲学无定论》，哲学研究的问题是没有定论的，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知识的局限性而没有定论的，而是哲学问题本身永远不可能有定论。
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心”统一于“物”，我们的观点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很多现象表明“心”可以归结于“物”。但是经验归纳是不完全归纳，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只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我们只能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统一于物质的，而不能说世界一定是统一于物质的。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没有终极性答案的。
第二个问题：宇宙究竟有没有任何统一性和目的性，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
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规律，其中的运动合发展是符合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有某种统一性。客观规律就是统一性。
可问题是：宇宙的规律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是创造论回答，一种是进化论回答。
创造论认为宇宙和谐有目的性，因为人类制造任何东西都是有目的的，从人类制造事物推广到自然界，自然界是否有目的性。苏格拉底认为人为什么这么和谐，前提是他不知道进化论，没有进化论的思想，那么宇宙这么和谐一定是什么东西造的。如果说宇宙和谐仅仅是偶然性，那么这种偶然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和谐使我们相信有目的性。
进化论的观点：用进废退，是进化使自然变得和谐，世界最初是无序的，慢慢发展成为有序的，从不和谐变为和谐。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企图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寻找一个共同的东西，实际上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他们还是想用神学来回答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问题是：进化有方向性，由低级向高级，这个方向性是从哪里来的。不否认进化论，但是谁把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的方向性给予进化的。这是进化论本身不能回答的。
进化论是有了方向才称之为进化，而不是因为进化才说从低级向高级，实际上计划有一个预设，这个方向哪里来的？
是不是还是有一个上帝设置的。进化论是不能解释进化的方向性的。
第三个问题：究竟有没有自然律，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
这个问题更具有颠覆性，使所有自然科学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康德认为：人给自然立法，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人在认识自然界的时候给予它的。然后我们再把它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加以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不是本身有的，而是我们人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给予的。
罗素说：究竟有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还是说客观规律是人赋予他的，人是爱好秩序的动物。人一思考自然界，他就在我们眼里呈现出规律。
很多我们认为是客观规律的东西都是人类约定俗成的。相对论认为约定俗成跟参照系有关系，没有绝对的时间、绝对的空间、绝对的运动。
相对论的启示是：一切事物都是以你所处的参照系而定，不同的参照系连时间、空间都不一样，运动也不一样，物体也就不一样了，规律本身就是相对性的，跟他的参照系有关系。
当我们执着于所谓的客观规律，把它看成客观的、神圣的时候，焉知没有一个更高级的东西。
所以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洛克说：事物有第一性本质，即质量等，和第二性本质，即颜色、声音、气味等，这第二性本质与主观有关系。
色盲看到的颜色与我们不同，昆虫的复眼看到的物体的形状都与我们不同，那么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桌子，客观的形态？
第四个问题：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小块为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微小而不重要的星球上爬行着，还是像哈姆雷特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思想上多么像一个天神，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所以中世纪的时候人把人看得非常渺小，导致人性的扭曲，人不把自己当人看。而工业革命以后，人性无限膨胀，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自然的主宰，开始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限的夸大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把自己的同类以及其他动物当成自己猎杀的对象，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带来实践上的恶果。
第五个问题：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的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我们总觉得有一些生活是高贵的，有一些是卑贱的，每个时代不一样，高贵与卑贱的界定也不一样。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解放军是最高贵的，而资本家是卑贱的，但是现在当大老板反倒是高贵的，而没有人愿意去当兵。
第六个问题：善，为了能够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的去向死亡，它也永远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永恒的善。
因为生命是短暂的，那么有没有必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价值，还是既然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就得过且过。
人类，一方面很自私，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人总是对一种崇高的、永恒的、无限的价值体系所感动，人总是孜孜不倦的追求它，即使在一个像我们今天清醒的令人可怕的世界里，那种善仍具有它的一种永恒的价值，人类认为还是应该追求它。
但反过来既然生命这么短暂，死后又不能重生，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追求什么善呢？何不追求当下的幸福就算了。
所以西方宗教徒认为无神论很可怕，从道德上来说，因为无神论无所畏惧，无所畏惧最可怕，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是最令人可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道德上没什么制约他的。而我们作为无神论者，我们觉得实际上我们还是信仰什么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义的宗教，广义的信仰，只不过我们的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但我们追求的某些价值的终极的东西是一样的。
1993年，全世界召开“世界宗教伦理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各种宗教徒认为：各种宗教尽管相互殊异，但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样的，任何宗教在骨子里都是宽容的，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没有必要追求善？
我们人生在世，面临两个东西，一个是善，就是道德，还有一个就是功利，就是幸福（这里的幸福主要指的是功利、物质方面的幸福），人追求幸福责无旁贷，一个社会不让人追求幸福就象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摧残人性的社会、异化的社会。反过来，一个社会只让人追求幸福而不顾道德，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冷冰冰的夏洛克式的令人惊骇的社会，每个人都在这两种东西之间，我们追求幸福，同时我们也追求道德，但我们却遗憾的发现，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往往是“有幸福的人不讲道德，讲道德的人不幸福”。道德与幸福这两者是分离的，有的人讲道德，但是不幸福，这个时候他只能相信彼岸，很容易导致对彼岸的信仰；反过来，追求幸福的人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往往践踏道德原则才在某种意义上选择幸福。
康德说：所以我们只能预设一个未来，在未来的世界里有一个最高的主宰，他根据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来分配幸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越高，他享受的幸福就越高，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越低，它所享受的幸福越低。这样一个社会才是公平的，并且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社会的存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才会坚持道德，否则谁还会坚持道德？肉体上的幸福要比道德来得更加直接。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第七个问题：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
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人类历史千百次证明，我们曾经几百年上千年陶醉于一种最高的智慧，结果我们发现这种智慧恰恰是愚蠢。比如中世纪基督教徒的智慧，在我们现在看来就是愚蠢。
反过来，我们焉知再过1000年不会出现一种更高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觉得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理性也是一种极精炼的愚蠢呢？谁也不敢保证。
最后，罗素说：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西方历史上科学、宗教、哲学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关系，尤其是科学和宗教，动态时说，他不是从古到今永远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统一的，它不是一种而是变化的，曾经科学就是宗教、宗教就是科学，是一回事。后来宗教成为至高无上的，压抑科学，科学只能够仰宗教之鼻息。再后来，科学羽毛丰满，宗教又被科学批得体无完肤，没有立足之地，宗教变成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而科学理直气壮地走向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阳面。再后来科学理性与宗教构成和谐关系、互补关系，彼此谁也离不开谁。
只有在西方才有典型的宗教、典型的哲学和典型的科学。
第一阶段：在希腊时代，宗教、哲学、科学三者是合一的，不分的。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就是科学家，如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本人就是自然科学家。而第一个唯心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
列宁语：他即是一切宗教的开端又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宗教和他的科学是紧密相关的。
毕达哥拉斯创立的奥尔弗斯宗教是一种相信彼岸，奴隶信仰的老百姓的下层宗教。他是第一个提出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思想的思想家。
毕达哥拉斯又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发现了“毕达定律”，就是我们说的“勾股定理”。
毕达哥拉斯还是第一个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
埃及人的数学是经验的，而希腊人是抽象的，“毕达定理”导致了希腊数学史的一次危机。不过毕达哥拉斯学派持续了900多年，所以很难说清楚哪些是毕达学派的思想，哪些是毕达哥拉斯本人的思想。
“毕达定理”导致了数学史上的危机，导致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数”和“形”的分离。从此把“数”看得是比“形”更神秘、更真实。真实的东西就神秘、看不见、摸不着。
第二个位题就是导致了神学的产生。罗素说：导致了一系列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用数学方式证明，把数学看得比感性的对象更加真实的东西，把数学看得比感观经验更重要。从而把数学的对象看得比感观的对象更重要，把思想的东西看得比感觉的东西更重要。
这种趋向导致任何感觉感官感受不到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思想来推，通过数学和逻辑来证明，数学和逻辑其实是一回事儿，数学即逻辑，逻辑即数学，所以古希腊的逻辑也是按毕达哥拉斯的思路发展下来的。通过逻辑的方式来推，而不是通过感觉去直观感受，这是古希腊最重要的思想传统。
古希腊的数学危机导致“数”比“形”成为更神秘的东西，“数”和“形”分离，直到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才使“数”和“形”重新结合起来，在此之前“数”和“形”是独立发展的，“形”不重要，“数”重要，“数”由数学的验算推广到逻辑的推演，发展出西方逻辑体系。逻辑体系对所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通过逻辑加以证明，导致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一系列关于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导致西方认为即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要能通过逻辑证明的东西，比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更加真实、更加可靠，导致西方认认为：“眼见为虚，思想为实。”导致神学的种种证明，对看不见、摸不着的背后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可能是抽象的规律，也可能是神学的信仰）进行逻辑的和数学的推演，所以西方人重逻辑、重数学，这也是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把思想看的比感觉更重要，思想是通过输血、逻辑推演，而感觉是通过眼睛，通过感官可以感受的。
中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托马斯阿奎拉，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他证明上帝存在，从一个事实出发，推出结果，推原因，原因还有原因，原因还有原因，总有一个最初的原因，这就是上帝。
机械论思想，事物都是被另一个事物推动的，推动的事物又是被另一个事物推动的，不断地受动、推动，推动系里总有一个最后的推动，否则就是无限循环，所以一定有一个第一推动力。牛顿就用了第一推动力——上帝。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提出第一推动的。
托马斯阿奎拉用了五个证明：推动受动系列、因果系列、完善和不完善系列、偶然性和必然性系列，以及目的性系列。除目的性系列其他四个都是从果推因，总能推出一个第一环。罗素用 数学语言总结：“没有首项的数列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一个假定，本身也有问题，比如整数列。
从以上说，在古希腊哲学、宗教、科学三者都是融为一体的。后来才开始分开，宗教神学，唯心主义，被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代表；自然科学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代表。
第二阶段：到中世纪：神学成为至高无上的，所有的科学、哲学都是神学的奴隶，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科学只有点金术、巫术，而这些实际上是伪科学。所以近代科学家呼吁科学时，科学都是被看作是巫术一样的东西，邪门歪道，科学都被看成邪教。
中世纪：宇宙论，科学认为地心说，这符合宗教教条。《圣经》这样说，上帝创造。这种观点也有希腊的血缘，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说的，地心说。后来另一个天文学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用科学证明，但证明不是建立在观察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简单的理论推理上。亚里士多德不重视经验，他的很多观点都建立在简单的推理上。尤其到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更加把经验抱起，完全是理论推理，比如，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么简单的事情，试验一下就知道，但是他拒绝试验，重量不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偶然属性。
中世纪中的哲学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哲学，完全是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论证神学教条，旧哲学已经毫无意义。
中世纪就是这样，接受这套东西，而且只要这套东西符合宗教神学，那就更加深信不疑。
第三阶段：近代。经过宗教改革西欧内部变化，科学理性崛起，经过宗教改革，基督教四分五裂，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了，所以宗教在科学理性的挑战下，出现相反的趋势，科学理性日益壮大，宗教信仰日益衰弱。
但在初在17世纪，科学理性刚刚崛起的时候，在宗教面前仍是弱者，宗教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信仰，仍有很强大的力量，所以科学只能采取一种怯生生的偷偷摸摸的方式发展自己，那时候出现一种宗教信仰，自然科学家的信仰——自然神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中世纪宗教之上到近代科学理性之上中间的一个重大转折。
自然神论：17世纪英国的科技水平，经济水平最高，英国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都是自然神论者，如：洛克、牛顿等。
自然神论的观点是：披着宗教信仰的外衣发展科学，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创造世界以后不再干预世界，而是让它根据自己的规律运行，这样，科学家就有事情作了，科学家不研究上帝，而研究自然规律。科学家通过对自然规律的研究，从而发现上帝是如何的伟大。自然规律月和谐，越完善，可见造物者越伟大，把上帝的地位提的很高，在太上皇的地位。
自然神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中世纪上帝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说上帝可以随意的干预自然，所有事情上帝都可以干预，上帝可以让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正是由于中世纪上帝可以随心所欲，所以中世纪人们相信奇迹，神学讲的就是奇迹。所以自然科学家很聪明，他们的自然神论把上帝赶到自然界之外，你是世界（自然）的创造者，但你创造了世界之后不干预世界（自然）。
自然神论者还有一套很精致的理论来证明，当时欧洲的钟表业很发达，所以他们就用钟表来证明。根据钟表来推出上帝。你见到一个钟表，很精致，你肯定能够推出有一个钟表匠，哪怕你从没有见过钟表匠，哪怕你也不知道钟表是一个人造的东西，因为它太和谐了，这么和谐的东西不能自己产生，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造的，所以，自然这么和谐，也不是自己产生的，所以一定有一个上帝存在。
1800年左右有一个更经典的自然神论证明，威尔的目的论证明，设计论证明：你走在沙漠里，一脚踢到一块石头，你不会以为石头是别人有意创造的，但如果在沙漠里一脚踢出一个钟表，你肯定不会相信钟表是土里长出来的，因为它太精密了，这么精密的东西是不会从土里长出来的，所以你肯定，哪怕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钟表，从来也不知道钟表匠，但是你肯定要相信，从钟表推出一个钟表匠，而且钟表越精密，就会得出结论，这个钟表匠水平越高。同样，我们面对大自然，大自然这么和谐，这么精密，这么和谐这么精密的大自然肯定不会像在地上一脚踢出一个石头这样自然发生的，这是不可能的。大自然这么精密，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就像从一个精密的钟表可以推出一个钟表匠，我们可以从这么精密的自然可以推出一个上帝。这个理由很成功，而且是从科学出发，这个证明把上帝树立起来了。
还有一个更精密的证明把上帝架空了，还是关于钟表的证明：有两个钟表，一个走得不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另一个钟表走的分秒不差，当然第二个钟表好，这两个钟表是由两个钟表匠制造的，当然第二个钟表匠更高明，一个高明的钟表匠造出来的钟表永远不用修理，永远有条不紊的走下去，如果一个钟表匠造出来的钟表要不断调整，说明他是一个蹩脚的钟表匠。大自然的规律如果从创世开始一直到以后永远有条不紊的发展下去，说明创造大自然的上帝是好上帝，如果大自然的规律是要上帝不断干预，不断出现奇迹，说明上帝是一个蹩脚的钟表匠，所以一个好的上帝不需要干预自然的，一次性创造自然就让自然自己按规律发展下去，这个规律就是牛顿力学。
所以上帝和牛顿分了工，上帝管自然的创造，牛顿管自然的运行，上帝一次性创造了自然然后把它交给牛顿，让世界按牛顿力学运行，所以牛顿当时的地位很高，因为世界听牛顿的，但我们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当时有人形容自然神论是这样一种宗教：他把上帝当成主人，但这个主人长期不在家，他把他的家交给他的大管家牛顿，名义上上帝还是主人，牛顿只是管家，但实际上这个家是牛顿作主，因为主人永远不回家。
这套理论不仅在自然界是这样的，而且和英国当时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经过系列变化后，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结果把帝王架空了，帝王也要遵守宪法，英国的国王也要遵守宪法，就像上帝也要遵守自然规律是一样的，上帝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人间有一个国王，自然界需要一个上帝，人间有一套宪法，自然界就有一套规律，人间的国王必须遵守宪法而不是想过去专制君主为所欲为，同样上帝必须遵守自然规律而不是像过去动不动就发生什么奇迹，恰恰说明英国自然神论的发展和英国政治制度是结合在一块的。当然也和人们科学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科学需要自己的规律，但他不敢一脚把上帝踢开，因为上帝的实力太大，它需要上帝，但这时上帝已经是一个太上皇。
正是由于这样，牛顿去世以后，当时英国著名诗人波普套用《圣经》前两句话在牛顿的墓上写了一个墓志铭，《圣经》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波普套用说：“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
典型的表明当时自然神论的重要。
所以正是经过自然神论，科学的羽毛逐渐丰满，在自然神论中科学还是羞答答的。
自然神论把上帝放在太上皇的位置，把它架空，然后自然神论以后荷兰又出现一名“泛神论”这，斯宾诺莎，他把上帝等同于自然，他认为我们何必还要这个上帝，干脆上帝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所以他叫“泛神论”，万事万物，一草一木处处透漏出神性。因此上帝就是自然，上帝的理性就表现为自然的规律，因此我们对自然的研究就是对上帝的研究，因此把上帝等同于自然。
正是经过自然神论和泛神论这两个环节以后，到18世纪以后法国启蒙运动崛起了一大批无神论者，他们是这两种宗教的自然结果。
既然自然神论把上帝赶到自然之外，泛神论又把上帝等同于自然本身，所以无神论干脆把上帝同时从自然之外和自然之中赶出去，所以他们宣布没有上帝，上帝死了，上帝是假的，骗人的，只有自然没有上帝，只有理性没有奇迹。
18世纪法国人非常激进、机智、同时浅薄，法国人很时髦，但不深刻，同样法国的宗教批判者，启蒙思想家也是这样胆子大的，只有他们公开树立起无神论的大旗，在此之前自然神论、泛神论都不敢反对上帝，他们名义上承认上帝的功劳，但无神论彻底否认上帝。
伏尔泰，本人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无神论者，它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解释宗教的产生，肤浅的令人可笑，他说：“宗教就是第一个傻子遇到第一个骗子，于是宗教就产生了。”
然后梅耶、赫尔巴赫等人说：“宗教都是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杜撰出来，然后被江湖术士加以宣传，被统治者加以利用，然后被愚昧的老百姓加以相信。”
这种说法就和我们从小受到的关于宗教的说法是一样的。
但是，难道宗教就是这么简单吗？就是傻子遇到骗子吗？
后来的德国人深刻，18世纪到19世纪的国哲学家批判法国启蒙思想家，德国人比法国人落后、贫穷、死板，但比法国人虔诚、深刻得多。
黑格尔批判伏尔泰很深刻：“基督教这种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宗教，岂是欺骗二字可以概括。”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伏尔泰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的思想太肤浅，他的说法恰恰说明他们在历史这个片子面前充当了一回傻子。
当时法国无神论者，赫尔巴赫、狄德罗、奥尔维修等公开批判上帝，尤其赫尔巴赫更极端，他声称他和上帝有私仇，对上帝极尽的讽刺、挖苦，法国人机智，批判什么刻薄、入木三分，但不深刻，只是表面，玩文字游戏。
所以经过启蒙运动，基督教并没有被摧毁，无神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法国人的一种时髦玩意儿。在18世纪，无神论是贵族的。贵族们、知识精英们相信无神论，老百姓相信宗教。
到了法国大革命，罗伯斯皮尔要建立一个太上主宰教，他说无神论是不名誉的，无神论是贵族的，而我们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是需要一个上帝的，需要一个宗教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苦难才能得以慰藉。
所以他们没有接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宗教观点，而只接受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一批黑马——让·雅克·卢梭。
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一员，但他与其他所有启蒙运动的人都成了死敌，只有他一个人是虔信上帝的，尽管他的宗教教派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来回摇摆，但他始终相信一个上帝，它不仅反对启蒙运动，也反对基督教会，反对基督教会的专制主义、愚昧主义。他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宗教，新的基督教，关于卢梭的具体情况可以看《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
卢梭仍是民主的一名重要的斗士，但与伏尔泰的遭遇不同。
伏尔泰尽管嘲弄上帝，但他在欧洲的地位最高，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领袖、精神领袖，因此尽管他讽刺挖苦天主教，批判法国专制主义，但他最后晚年回到巴黎，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就给他雕了塑像，他最后一步悲喜剧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时，所有人民包括全体法兰西院士全都起立向他致敬。他是在受尽宠爱的情况下死去的。
而卢梭恰好相反，一直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孤苦伶仃到处流亡，最后甚至心理变态，惊弓之鸟，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和他对着干，但他始终觉得他是无辜的，只有他是最好的人，他在《忏悔录》中说：“看谁敢像我一样站在上帝面前说我比这个人更好。”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他很偏激，但他在宗教上真的很虔诚，信仰。他认为有上帝，但他的上帝不是天主教的上帝，也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道德良心，他曾说：“一颗真正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的殿堂。”所以他说的宗教就是良心、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有形的专制主义的上帝。卢梭成为近代宗教的开端，成为康德的导师。
这时宗教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这是第三个阶段。科学昂起了自己高贵的头颅，站在历史的阳面，宗教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尤其是经过启蒙运动批判以后，基本上是遍体鳞伤了。
就在这中间，卢梭异军突起，饱受痛苦，摧残，晚年时在痛苦，四面楚歌状况中死去，他比伏尔泰小20多岁，从小读伏尔泰的书长大，但他和伏尔泰成为死敌，伏尔泰死后卢梭说我和他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既然已经死了，我也将不久于世，果然两个月后卢梭也死了。如今法国凡尔赛宫大门前两尊塑像就是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个死敌扔在一起，但他们都是民主斗士，他们都是反封建、反宗教专制的民主斗士，只是一个是无神论者，另一个是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这个宗教信仰就是道德。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康德。康德，可以说是西方近代一切科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集大成者，所有思想汇聚到他这里就像他在认识论上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集大成者一样。
他说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在哲学（认识论这个狭义哲学）上是休谟和莱布尼茨，而在他整个科学，学问中间，一个是牛顿，一个是卢梭。
他说牛顿是他认识到大自然本身是有规律的，正是因为大自然的规律才使世界显得那么和谐，我们喜欢一句话：“有两种东西使我们感动，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头顶的星空指的是有规律的大自然所以他才美丽、和谐，因此头顶的星空象征着大自然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按康德得说法，不是大自然本身的，而是人在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赋予大自然的，因此他豪迈的提出“人给自然立法”。
下面着重论述“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受卢梭的影响非常深，康德是一个大学问家，牛顿对他的影响就是建立了自然律观点，自然是有秩序的，牛顿的经典力学和牛顿的机械论养成一种思维方式，整个世界都受力学规律的支配，导致机械论，当时的影响很大，对康德德影响也很大，但康德批判牛顿的思想，牛顿把世界看成过去怎样，现在就怎样，康德认为世界过去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它也在发展，康德提出的星云假说。所以康德的观点更接近于今天的科学。但牛顿关于世界有秩序地观点对康德的影响非常大。
另一方面，卢梭对康德的影响大，康德说：“卢梭使我学会了尊重人，使我懂得了即使一个一般的手工艺的劳动人都可能比我们更加尊贵。”这种思想非常了不起，尊重人，每个人都是一样，而且这个尊重人就是尊重人内心的良知。每个人都是受良知的支配的，所以人和人是一样的，没有贵贱之分。
康德一生在德国柯尼斯堡小镇上生活，从未离开，除了几次短暂的旅行，踏上完学以后就在柯尼斯堡大学讲课，所授课的广泛骇人听闻，一个人讲几十门课，什么都懂，是一个像亚里士多德一样的伟大人物，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提出了星运假说、潮汛等。
他一辈子没离开过柯尼斯堡，也没娶妻，一个人活了80岁，每天下午3：30都在柯尼斯堡小镇上散步，仅有一次忘了三步，就是读卢梭的《埃米尔》，他简陋的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卢梭的画像。
康德与卢梭这两个人很奇怪，思想十分的相似，但行为完全不一样，卢梭的行为怪异，像一个浪漫主义者，有时安静得像一个处子，而有时激动的像一个狂暴的愚夫，有时候很腼腆，有时候很激烈的攻击别人，一生还干了很多荒唐的事，他和一个又丑、有没有文化的厨娘同居，生了五个孩子，他就是向文明社会挑战，向虚假的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挑战，他生了五个孩子，一个也不抚养，全送到孤儿院，所以伏尔泰到晚年攻击卢梭，说卢梭这样的人比禽兽还坏，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卢梭说我始终是秉承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来对待生活，抚养孩子是国家的责任，如果我把孩子放在娘家，娘家都是社会底层的人，他舅舅那些人都是流氓、无赖，一定会把他教坏，所以我把他们交给国家，让国家教育他们，所以他说我是最爱孩子的。
所以卢梭很荒唐，但也很直白，他写了一本《忏悔录》，写完以后最后说：“没有一个人敢像我这样把心中所有的丑事都坦白出来。”这一点是值得钦佩的，这是需要勇气的，把自己内心所有的肮脏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世人看，所以卢梭说，你们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们哪一个人敢站在上帝面前说，我比这个人更好。没有一个人敢，所以他有瑕疵，但他确实也很诚实，所以《忏悔录》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血和泪。
而康德恰好相反，康德是一个好人，好的不能再好了，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生活像钟一样准，连婚都没有结，一辈子研究学问。但是他们俩的思想是一样的，唯动机论，强调良心，把宗教的根基建立在良心之上，康德在卢梭的基础上重建了宗教，康德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有一定的宗教情怀。
康德最伟大的著作就是三大批判（邓晓芒译）。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用认识论的观点，解释了自然规律。自然规律都是由我们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赋予自然的，他的贡献是把上帝从自然界中彻底赶了出去，自然界中没有上帝，没有奇迹，规律是不变的，把自然可观规律面空间、时间、赋予自然。
把上帝架空，认为关于上帝的讨论都是虚假的，对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包括自然神论的证明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一针见血，康德是大逻辑家，他指出每一种证明的逻辑致命伤在那里，对本理论证明，托马斯阿奎拉的宇宙论证明，自然神论的设计论证明全都进行了批判。
从此以后，自然界中再也没有上帝了，自然科学家可以理直气壮，心无旁骛的面对大自然了，再也不用顾及上帝了。
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又通过道德的原则把上帝建立起来，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先天的道德律，道德律就是每个人可以自己立法，自己遵守。
真正的自由就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但自己立法又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它必须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定律，可以推广的才行，比如抢劫不是，这不是自由，因为抢劫不是普遍的道德。
康德说道德的努力是毕其一生都完成不了的，首先我们假设人是自由的。正是因为人是自由的可以摆脱自然规律的约束，因为自由和必然性是两个概念，自然界受必然性的约束，而人的道德世界受自由的约束，因此人首先要假设他是自由的，意思就是说他和动物是不同的，动物完全受必然性的制约，它谈不上什么道德，说不上什么幸福、自由，人之所以和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是自由的。首先假定人是自由的，这是第一个假设。
第二，人是自由的以后，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着人去完成道德，实现道德，但道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生在世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因此必须有第二个假设，这种道德的努力必须由下一生再来继续完成。否则你努力了一生，结果死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必须假定第二个假设：“灵魂不死”。所以灵魂可以在下一生继续完成道德。
第三个假设，就算灵魂不死，就算意志自由，但你充其量最终达到了到的，但是我们发现道德和幸福是彼此分离的，刚才已经讲过这个观点：在这个世界上往往是讲道德的人不幸福，有幸福的人往往不讲道德。那么一个人经过一生而且不仅一生，通过灵魂不死，通过好几次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道德，但是他还是得不到幸福，这种状况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坚持道德？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在未来的一个世界里，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越高，他的幸福水平也越高，幸福是根据道德来分配的，叫做配享幸福。这样一个社会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共产主义，一句话：“好人得好报。”
但是幸福是属于肉体上的东西，是属于自然界控制的，属于自然界的问题是受必然性制约的，而道德是属于自由世界的事，是属于自由意志的。因此我们光通过我们的自由无法决定必然性，必然性是自然界的，因此我们必须假定有那么一个东西，它即是受必然性制约的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我们的自由的最初的基础，这个东西就是上帝，所以，只有上帝能使我们的道德配享幸福。所以康德又证明出一个上帝，他的证明叫做“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
这种证明直到今天仍是西方人所信服的，这个上帝不在自然界里，他被赶出自然界之外，成为我们心中的道德支柱，就是一个人还想遵守道德的话，你心中就要有一个上帝。我们中国无神论者也可以说有一个“上帝”，就是我们的道德的根基。我们人还是要有一些信仰把？我们总得相信什么才能遵守道德吧？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相信，我们还会有好的道德吗？会有好的道德行为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这个上帝叫什么名字，叫耶和华也好，叫安拉也好，或者我们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总的又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道德如何建立？凭什么追求道德，而把幸福放在其次呢？为什么不追求幸福而抛弃道德呢？
从这个意义上，康德所建立起的上帝是我们的道德支柱，是我们的心里支柱，就是我们的良心，说到底，上帝就是良心！就是卢梭称之为良心的东西。
卢梭说：“一个真正的心就是上帝之真正的殿堂。”
真正的心就是我们的良心、良知！
因此康德完成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上帝从外在的世界剥夺了，把它变成我们的内心世界。
康德之后德国另一位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进一步说：“对于上帝的信仰，既不属于知识也不属于道德，而是属于情感。”上帝只是我们的道德支柱和情感慰藉。我们人的情感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的情感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支持，一个依托，当我们人遇到灾难，每个人都会惊慌失措时，我们就感觉我们需要一个支撑。
例如美国911的时候，所有人首先想到的是上帝保佑美利坚，而不是布什保佑美利坚，也不是科学技术保佑美利坚，这种情感脆弱时，整个民族、整个文化需要心理支柱、寄托，这时想起上帝，这是情感支柱，同时也是道德支撑，西方人为什么善良，说到底他是在道德上有上帝的支撑，一个人做善事，也许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是我们心理道德的最后的支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自然界中再也没有上帝了，所以自然科学家可以放心大胆的研究自然，不需要考虑任何宗教信仰，不管《圣经》中如何说，我面对自然，因为自然界中没有上帝。
所以康德哲学为科学向宗教争夺地盘，也可以说他为宗教向科学争夺地盘，他既不是把科学凌驾于宗教之上，也不是把宗教凌驾于科学之上，也不是把两者融于一体，而是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科学研究自然界，解决我们物质世界的问题，宗教成为我们道德情感的寄托所，解决我们的心灵和情感的问题。
我们对自然界研究的越深，越会发现这个自然界中没有我们的灵魂（这个灵魂不是一般意义的，而是指我们的精神生活）安身立命之处，我们科学已经把自然界研究得比如皇权之际，但是在科学的前沿之外，永远是一片无限的领域，科学永远只能是有限的，这片无限的领域向我们索要的可能不是科学理性，而是一种信仰，一种信念，一种情感、道德。
所以有形世界的事情交给科学解决，无形世界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交给宗教信仰，这就是康德做出得巨大工作。
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现今西方科学技术那么发达，而西方人还相信上帝、基督教。一个科学家平时在实验室里研究科学，而周末去教堂做祈祷，这是两回事儿，一个是心灵上的活动。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相信上帝，他们所相信的上帝一方面有自然律的因素，就是说自然律本身就是上帝，也有康德的意思，内心的道德律。
所以我们说：“有两样东西是我们感动，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道德律就是一种深切的信仰，建立在深切信仰之上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道德。
所以康德这样的伟大工作及斯拉尔马赫在她基础上补充了情感这样的工作，直到今天一直是西方人所信仰的宗教主要的形式。西方人所信仰的宗教主要就是康德、马赫式的丝毫不影响他们对科学的研究，对大自然的理性探讨。
海涅在他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认为康德做了很多努力，他说：“在第一大批判里，康德扮演了一个无所畏惧的赫拉克勒斯（大力神），他一手挥舞着先天之，一下子把上帝劈进了万丈深渊，从此以后在自然界里再也没有什么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了，再也没有什么天使、魔鬼了，现在上帝死了，天国的天使也哉血泊中痛苦的呻吟着。以们以为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绝不，在一场悲剧之后是需要一场喜剧的，当康德这样做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老蓝培（蓝培，康德忠心的老仆人，一辈子忠心耿耿的侍候康德，每天康德散步，老蓝培就跟在身后，当刮风下雨的时候就撑着伞）满脸不安的泪水，于是他就想，老蓝培需要一个上帝，于是康德在第二大批判中，用纯粹理性这个魔棒一下子又把他在第一大批判中杀死的上帝让他复活了，当然康德让上帝复活不仅因为老蓝培的原因，也可能因为警察的原因（因为当时德国比较保守、落后，政治上比较黑暗，政府、官方要干预），但是康德的做法与我的一位朋友的做法一样高明，我这个朋友打碎了戈兰登堡某条大街上所有的路灯，然后在黑暗中发表了一篇关于路灯必要性得讲演，他说他之所以在理论上打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实践中如果没有这些路灯我们将会是多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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