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以“口出狂言”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史学界，著述之丰可与鲁迅比肩，“意志狂放”也大大超过鲁迅，而且比鲁迅更“辉煌”的是他有过十多年监狱的“光辉生涯”，这使他和蒋介石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的这种政治倾向贯穿于他的“学术”见解，凸现出李敖“大阳具”特有的痞子特色。
李敖写于1962年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历史“批判”文章，被认为是他的得意之作。他不仅要“诊断”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病根，还要给这种“病态”文化开药方。那么，“文化郎中”李敖到底是怎么给文化“号脉”、“诊断”出什么“病症”且又配制了什么样的“虎狼之药”呢？下面不妨考察一下。
李敖在《看病》中双眼微合地给“文化”号脉：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借古人之说作“文化论证”的基础，既是为自己壮胆，又是对“非专业人士”的恐吓。没有任何事实的依据，李敖就妄下结论：“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首先，李敖所说的现代化标准是什么？如果他说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事实是：自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和守旧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演变为了“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斗争，这个时期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是第一个试图使中国现代化的建国纲领。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有着两千年深厚传统文化根基古老国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是非常革命的、甚至是非常激进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在逻辑上就否定了中国文化自身还具有变革、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不过是“全盘西化”的陈词滥调。把现代化等同于“全盘西化”，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来指责中国人（不是个体而是全体！）“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不是太主观任意了吗？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完全孤立于历史现象存在的客观环境，把历史看成偶然事件的“杂乱集合”，否认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随心所欲地从古籍中断章取义——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可以说是李敖“研究”历史的一大特点。
其次，“民族感情”这么空泛的概念是怎么和《圣朝破邪集》联系起来的？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数学空间，变成《圣朝破邪集》这种“细菌的函数”的？当我们说到一个民族的时候，必须明确其内涵：民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由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以及少数民族在内的“集合”，所以文化共同体的感情内容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形式的；如果把文化看成是“因变量”，做为“自变量”的民族感情就是“多元函数”，绝对不可能遵循李敖那种主观武断的“单一线性”的形式。把单一的线性形式强加于多元非线性形式，在数学上是违背常识，在文化上是给一个民族栽赃！
最后，“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这句话显然是悖论。“我们”自然包括李敖本人，如果李敖属于“思想发育不正常的肌体”（真命题），那他的“诊断”肯定错的（假命题）；如果他的“诊断”是对的（真命题），那他就不属于“我们”，也就是他不是中国人（假命题）。按照他的逻辑，他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无论如何都是自相矛盾的，完全不可信的。换句话说，按照李敖的方法去分析历史，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只有依据古籍的断章取义的主观武断：100个人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有100种不同的看法，而且都符合各自的“主观逻辑”；这就是丧失客观标准后所导致的历史仲裁的权威化现象，这就是中国传统历史最终不过是些原始资料的堆积的方法论原因：历史在中国更多的是三皇五帝治国权术的“经验偏方”，没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科学所具有的预测性，因此中国对未来的预测更多的是借助《推背图》、《梅花诗》和《周易》等参杂着大量诬术内容的古代典籍。在这一点上，李敖不仅未能脱俗，而且更加登峰造极。他那些看似“独特”的“论证”不过是沿袭历史的成见，随心所欲地兜售“历史偏方”；所以，只要有能力引证“历史偏方”而且有兴口开河胆量之人，在“历史学”上都和他具有“同等水平”，至于谁的“水平”高则完全取决于谁的权势大、财力足或者谁更符合官方的御用标准。
依据上述兴口开河的“诊断”，李敖开始罗列中国文化的“病症”：
1.义和团病
2.中胜于西病
3.古已有之病
4.中土流传病
5.不得已病
6.酸葡萄病
7.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8.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9.挟外自重病
10.大团圆病
11.超越前进病
李敖是这样描述“义和团病”的：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依据李敖对义和团的“诊断”，实在看不出义和团“病”在何处，倒是“健康”得很！“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李敖这番话，到底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纵容民族偏见？在此，需要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相关问题，作个简要分析。
文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完整的体系，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强行地纳入了一个体系：“中学”是社会伦理，“西学”是实用技术。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西方技术进入中国后，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是技术在封建社会结构中的应用：西方军事技术并没有带来满清军队的现代化，不过是武器现代化的封建军队，而且只是花钱买西方的武器，却不建立与现代武器相适应的现代工业体系。北洋水师拒绝国际标准的水兵服饰、拒绝标准的军衔制，从而使北洋水师在建制上不过是军舰上的“八旗军队”——武器的现代化并不代表军队的现代化；同一时期的日本海军却完全按照西方标准建立了起来，而且把西方技术转化为了日本现代工业体系，日本人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只能买军舰不能造军舰的国家，军舰打沉一艘就少一艘，很快就会把这个国家的国库打空。这个国家的基础是原始的，落后的。”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证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的战争，本质上是两种社会体制的残酷较量，也就是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与古老衰朽的封建体制的较量，所以中国的失败并不单纯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体制性的失败，因此这个失败才会成为历史的转折——从改良主义走向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
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西方文化的有机构成，是与西方的宗教、伦理以及社会体制相适应的产物，不可能无条件地与中国古老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文化遗产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全人类而不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民族。文化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对落后文化的辨证否定和理性淘汰方面，还表现在对旧文化中真正的精华的强大吸收和消化能力方面。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是无法继承传统的，因为我们本身就置身于传统之中；继承传统在事实上就意味着对传统的辨证否定和理性的“超越”。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在近代走上了两个极端：“全盘西化”，“固守传统”。做为两个极端的“中庸”的调和而非辨证的否定，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试图用西方现代技术去重新构建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用洋枪取代长茅，用洋布取代土布，用洋火取代原始篝火，等等。但是，体制对现代技术的排斥和限制，注定了中国的买办工业在管理上所采取的依然是“封建把头”的方式；管理本质上是体制所决定的——现代管理是与现代社会体制相适应的产物，以封建的管理方式去经营现代社会化的大工业，是不可能建立起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具有现代工业技术水平技术体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不过使近代中国变成了收容西方淘汰工艺的垃圾场、被动地依附宗主国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国家。
需要反思的问题是，西方文化难道是孤立发展起来的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进入西方后，为西方社会的巨大变革提供了技术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古代文明养育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西方社会有可能按照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去建立“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的社会体制。因此，“三权分立”是全人类文明成果的产物，理所应当地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并不是只适合欧洲而不适合美洲和亚洲的“文化怪胎”。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完全封闭起来并顽固拒绝全人类文明时，势必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老化、僵化和没落。因此，可以肯定：文化越是世界的才能越是民族的，文化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对人类先进文化的继承，就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因为人类文明中包含着各民族文化中所积淀的精华，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精华。
阻止中国文化进步最大的障碍在哪里呢？可以认为是社会体制。可进一步的问题却是：社会体制的基础——物质基础和社会伦理基础，对体制的反作用哪个更大呢？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是基督教的文明，但中国工业文明难道能建立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吗？儒家学说是封建社会结构的产物，与那个社会结构适应的很好，但在本质上却是与现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的；历史的无情逻辑就是：哪怕为了拯救孔子，也必须超越孔子。是鲁迅第一个发现了：中国社会如果没有深刻的社会伦理变革，没有对孔子的超越，是任何新体制都无法真正建立起来的；这恰恰如西方社会所经历过的变革，如果没有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之花是不会结出欧洲近代文明之果的。
我们继续分析李熬对义和团的所谓“诊断”。
义和团起源于山东，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发源于“反清复明”的白莲教的八卦教，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武场。义和拳曾被清政府视为“邪教”而严加禁止，但依然以秘密结社的方式不断在民间扩大其组织。义和拳沿袭了白莲教、大刀会杂拜各家鬼神偶像的传统和吞符以避免刀枪的风习，逐渐形成了一套“画符吞朱”、“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等的神秘主义活动方式。义和团的起源和李敖所说的“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根本不搭界，而是从白莲教以来长期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民间反清组织。
义和团起源于山东并不是偶然的。山东作为历史上的鲁国——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根基是最深厚的。因此，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矛头首先对准西方传教士，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正是从针对西方传教、维护孔孟之道出发，义和团由民间反清组织演变为了“扶清灭洋”的与满清有共同利益的组织，这个共同利益就是对孔孟之道的维护、确保小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在中国的垄断地位，这两点决定了义和团的两个暴力目标：捣毁教堂和洋货。义和团的暴力目标和慈禧太后的“文化锁国”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得到了满清政府的容忍而得以继续扩大势力，1900年发展中心转移到了直隶。直隶做为满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西方传教的中心，据史料记载：当时遍布直隶全省城镇的天主教和耶酥教大小教堂，共有两千多所。毫无疑问，如果容忍西方传教势力在满清的中心继续这么发展下去，传统的孔孟之道会有彻底被颠覆的危险，维系满清社会的伦理基础将被彻底瓦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可以不断容忍西方商品的大量涌入，却无法容忍西方传教势力的同步扩大。借助义和团遏止西方传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并通过义和团运动强化民间的传统道德观念，在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前，可以说是满清政府的既定国策。
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西方列强也认识到了：纯粹的经济贸易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帝国”，文化的征服才是最根本的征服。因此，对义和团运动所采取的强硬措施也是空前的，在多次照会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剿灭”无效之后，组成了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
满清残存势力与义和团运动的合流，正是这个制度最后崩溃前的回光返照。1900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连主导自己文化发展的权力都丧失了。西方用中国巨额的“庚子赔款”加剧了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从单纯的传教扩大到了办学校、办医院和各种“慈善”机构；可以说：中国在废除科举制后的近代学校教育，也是西方强加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接受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在这个屈辱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个屈辱的基础上，经过11年的发展，才有可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最基本的知识阶层。
所谓的义和团运动没有丝毫的革命性，不过是清朝政府进行垂死挣扎的民间工具。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满清政府推行的“文化锁国”政策的彻底破产，而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避免了中国被列强瓜分，延续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李敖对义和团的民粹主义的赞扬不仅歪曲历史，也不排除有对慈禧太后赞扬的嫌疑。从维护封建专制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比慈禧太后更“爱国”的，而这种“爱国”的最极端的形式就是义和团运动对西方工业和文化的全面、彻底的排斥！在历史的较量中，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古老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残酷血腥的搏杀，最终以中国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的丧失而告结束。说义和团助纣为虐、是封建腐朽势力的帮凶，难道不是事实吗？
对李敖其他“诊断”的分析，将在后文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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